白银杀人凶手回忆往事,记得每个被害人每个时间(二)

发布时间:2016-09-07 09:28:01 来源:大铁棍娱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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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城市太小,从南往北四公里,从东到西也不过十公里。

  白兰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受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感召,在灰扑扑的荒山之间,开掘矿山,建设城市。他们有句口号叫“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白兰就是第二代。

  七十年代末,是白银公司的好光景。人们说起那个最大的露天铜矿,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它创下过铜产量和产值利税连续18年位居全国第一的辉煌业绩。

  当时的白银公司职工看不上政府公务员,认为他们工资低。如果不出意外,时髦漂亮的小白鞋,将会与当时同在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男朋友成婚。

  “小白鞋”倒在床边,衣衫不整。案发现场惨烈,作案后还从容打扫,让警方认为凶手应有过踩点时间,该是熟人。他们推测,漂亮的“小白鞋”,不知招惹了谁,因情被杀。

  没人想过这是随机杀人。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

  1988年,白银的资源开始枯竭。当地虽经历了严打——偷工厂螺丝钉就判刑三年,但惩罚并未阻止治安变坏,偷矿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把矿石放在包里,或扛着越过荒山。

  这一年,也是一河之隔的兰州市青城镇农民高承勇之子出生的年份。高承勇事后对警方供述,他本是为了盗窃,被撞破后杀人。

  由于作案手法残忍,附近居民记了很长时间。

  但白银公司太大。公司职工回忆,作为个案,“小白鞋”的死也仅在邻居和铅锌厂内流传。

  白银市供电局,厂矿城市白银的心脏。

  它坐落在城市正中心,正对面是汽车站;它的供电线路遍及三县两区,北到内蒙古,辐射两万八千平方公里,是无数轰鸣机器的命脉。

  这里工作安稳、福利优渥,是一个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好单位。

  也就在这里,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1994年,食堂女工石晓静(化名)死在供电局宿舍里。她19岁,刚上班半年。室友叶文霞发现时,她躺在床上,颈部被薄刃切开,上身、后背有锐器伤43处。

  血呈喷射状布满整面墙,警察张端(化名)分析,这说明是迎面捅的。

  单身宿舍的公共洗衣房里,留下一摊血水,凶手曾在此清洗身体。离开前,他还在宿舍门拉手上留下一个血指纹。这让张端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凶手根本不做任何掩饰,指纹都懒得擦。

  当时的员工宿舍如今还在使用。老式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淡淡的、潮湿的红。街道宽阔而安静。天空深蓝,院子里缠绕着青翠的草木叶子。丝毫没有命案存在过的痕迹。

  供电局是个熟人社会,人人都沾亲带故一般。消息藏不住,一个人家里有什么事儿,很快全栋楼就知道了。

  同楼层住的都是单身或刚成家的年轻人,有东北的,也有南方的。每到饭点,人们就端着饭来来去去串门儿,东北酸菜和南方水饺的味道在楼道间流动。

  下了班,从楼梯口走到家,能走半个小时,逢人都要掰扯几句。在家时,大家不爱关门,从没觉得不安全。何况,楼下还有保卫科日夜守着。

  警察张端跟这个案子20多年,他脸庞黑红,眼神尖锐而明亮。但此次交手中,被凶手一招溃败。这种失败感比莲芯还苦。

  那时,人们还曾怀疑,凶手是与石晓静在保卫科做干事的哥哥结了仇,泄愤杀人。

  但四年后,8岁女童姚某同样在供电局宿舍被杀。案发地离石晓静宿舍的直线距离不到50米。

  同伴的回忆里,姚某眉目如画,笑起来大眼弯弯。她是靖远县人,刚随父母从靖远来到白银。没房子,一家三口窝在单身宿舍里。

  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报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没了,身上没有伤口,阴部撕裂,被皮带勒住窒息而死。

  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口渴了,自己还沏了一杯茶,加了点儿姚家的茶叶。

  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遗落在桌上,还留下了指纹。张端因此一度觉得,是同单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

  如果说第一起命案是泄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无差别杀人了。

  人们内心被恐惧笼罩。一种反应是迅速搬走,没搬走的,下了班都会闭门锁户。以前那样家家房门大开的日子,不再有了。

  石晓静楼上的住户李静(化名)搬走了。案发前,李静家中保姆曾提醒,水房边有陌生男人在张望。命案后她心下一惊,逃也似的带着刚出生的孩子离开,再也没住回来。

  职工们的另一种典型反应,就是对供电局保卫科和刑警们无能的愤怒。

  因为门禁森严,警方两度把嫌疑人划定在供电局内部,一位民警至今还保留着两厚本嫌疑人的资料,记录了每个人的爱好、外号、跟谁走得近。但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条件不符,所有嫌疑人一一排除了。

  最初,警队的临时指挥部进驻供电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调查长久没有进展。职工们骂得不行,每次张端去食堂吃饭,总有人打趣,“到点了,又来吃饭啦?”

  第二起案子后,张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现场,灰溜溜地离开。

  他回忆,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过了火一样。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代变迁。比起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还是供电局两起命案,都只在单位内部引起震动,未触发大范围的关注。

  90年代,建市时为解决男职工婚配问题设立的棉纺厂最先减产。氟化盐厂等较边缘的企业,或买断工龄,或清退员工。铁板一块的国营体制出现松动。

  卢克诚在这段时间里任白银副市长,他说,效益不好导致公司内退、提前退休的情况并不少见,闲散人员增多。

  人心思变的季节到了。白银小城里,除了壮丽的天空、粗粝打在人身上的沙子、光秃秃的荒山与槐树环绕的街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白银偏安一隅,少有人想着出门,长途汽车站一天都卖不出去几张票。闲赋的人们无处可去,常在大街上游荡。

  1998年1月,凶案又起。杨洋(化名)在家中被杀。她独居在胜利街,丈夫是皋兰县粮库的工人,两人聚少离多。

  和此前凶案手法相同,她颈部被切开,有锐器伤6处。杨洋在死前曾剧烈抵抗,尸体肌肉僵硬,床上有明显的抓痕。

  她是舞厅的常客,接触的人相对复杂,刑警们推测是熟人作案,排查方向调转,指向了舞厅、坏怂和前科人员。

  90年代末,舞厅、咖厅、洗头房传入,在白银一夜间成为风潮。

  冬天的白银那么冷,一二月间,动辄零下十度。戈壁的风在空中怒飞,声响巨大,仿佛窗外有个海洋。路上积雪及膝厚,白茫茫的原野一望无际。但人们还是要出门跳舞。

  工厂萧条,人心涣散,上班的人,早上去单位签个到,就奔舞厅而去。

  舞厅是命案的高发地。年轻的荷尔蒙无处发泄,你踩了我的脚,我请了你心仪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个舞厅的标配,是门口两个维持秩序的彪形大汉。

  各个工厂的俱乐部都改装成了舞厅,挂一个霓虹灯球,热闹得很。七八个人组个乐队,翻来滚去弹那几首曲子,声震四野。搬着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铁椅,堆满了舞厅的墙角。

  那段时间,“白银强奸杀人案”的嫌犯高承勇也爱上了跳舞。交谊舞,在邻村的舞厅,两块钱一个人,能跳上一整天。他曾因拥抱别人女朋友而被刺伤,目击者称,“血流得呼呼的”。

  焦灼的年头,人们的情绪被放大了。世道乱起来。相继出现卖瓜小贩被杀、抢劫杀人、帮派火拼杀人等案件,捅死了不少人。

  嫌疑人一个个排查过去,看着像,证据又都不够,张端心里像是汽车打火打不着,又兴奋又痛苦。

  破案遥遥无期,但排查没有停止。警察在黄河这岸的市区,逐户摸排。而高承勇在黄河那岸,继续生活。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

  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

  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节前后,三天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盐厂女工崔某倒在客厅一片血泊中。

  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刷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

  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

  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

  刑警王洋(化名)说,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着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

  在灰扑扑的厂区,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着装要求,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的确良工装,单调而沉闷。一位当年的纺织女工回忆,正因如此,年轻姑娘们下班后格外爱穿红色,它那样明亮,让人快乐。

  但连环凶案将这种美好“变异”了。

  白银市图书馆管理员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时,买一件红衣穿两天,其他时候再也不穿红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讨厌红色。那几年,街上看不到红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长发,女孩们都把长发挽起。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疯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

  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着灯,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他说。

  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

  曾经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职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银公司,开始发不出工资,白银公司职工羡慕起白银市职工。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离他们远远的。

  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取走。

  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

  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的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呼噜了几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就此错过。

  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水川路与白银分局刑警支队一街之隔,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

  后来张端分析作案时间,要是接警后能及时赶到,警察应该会与凶手迎面撞上。因为逃离现场的路只有一个出口。

  而机会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2002年,凶手在陶乐春宾馆三楼再次作案,将25岁的朱某颈部切开。从此停手,消失。

  被抓后,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年纪渐长,杀人逐渐吃力起来;二是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用钱的时候,他便去了内蒙古做建筑工。

  2004年,侦查白银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

  报纸开始悬赏20万缉拿凶手;嫌疑人的画像出现在白银大街小巷以及电线杆上;白银公司电视台循环播报着征集凶手线索的简讯;白银启动针对全市男性的“打指纹”行动。

  如今的年轻人们在当初还是孩子。他们都记得,警察曾深夜造访,拿出两张有塑封的纸,每一张上面有五格,分别对应大拇指到小拇指,他们的父亲用每根手指在墨盒里滚一下,再用同样的动作将手指滚在纸上。

  这些是一代白银人的集体记忆。

  但大规模的指纹录入并没能抓住凶手。作案后这些年,高承勇一度在外游荡,不在一处定居或长期工作,试图消失在人海,成为某个建筑工地里沉默寡言的中年民工。

  每次全市录指纹,皆声势浩荡。没有录到高承勇指纹的原因,王洋猜测,可能基层民警并未面面俱到,也可能每到此时,他便躲了出去。

  此后这些年,小城白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9起命案现场,只有氟化盐厂家属楼和供电局家属楼还在,第一个现场的永丰街平房早已拆除,棉纺厂变身商业小区,水川路的老房子如今是个在建的工地。

  2004年,白银公司宣布破产。第二年便有20多万人离开白银,年轻人们外出谋生,老人们则留守在此。

  2008年,白银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

  驾着车往白银城北开,大工业时期繁盛的工厂,已经有大部分停产。厂房还在,但早已破败,门窗尽去,当年的设备都堆放在地上,尽化为土。

  黄灰满天的公路上,还有些大卡车拉着矿石穿梭其中,车陷在泥灰里走走停停。一位矿工说,深部铜矿探明的矿,最多还能支撑四五年。

  案件悬而未决的这些年里,除了必要的场合,张端再也没主动穿过警服。他见过那九具死者的尸体,闻过命案现场浓稠的血腥味,“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不想把这人给抓住。”

  直到今年,高承勇一位远房堂叔的DNA,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它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由此锁定凶手。

  张端终于把绣着“POLICE”字母的黑色汗衫和警用皮带都翻了出来。它们被他冷落在衣柜里十几年。

  微信头像,也让闺女帮忙,换成了自己穿警察制服的照片。

  走在街上,每逢有人问起案子,他总是笑眯眯对他们说,“这下没问题了吧!”

  张端穿着警察制服坐上白银的公交车。车窗外,淡金色的风吹动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正是这个边陲小城最好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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