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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12:41:00

【红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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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省代表团第二组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图为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右)与威海市市长张惠回答记者提问。中新社发 侯宇 摄 中新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蒋涛)对于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起落的提问,曾任证监会主席的山东省长郭树清回应说,不评价后任,自己已不关心股市,称“更关心萝卜白菜价格”。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东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郭树清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作上述表示。“肯定不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职业道德问题,我过去的工作,现在不负这个责任。我是最不适宜回答这个问题的。”郭树清说。郭树清说,现在基本不再关心股市。他紧接着补充说:“如果你要说股价我肯定不知道,但是你要问我萝卜白菜价格,我肯定知道。现在我最关心的是玉米的价格,现在玉米积压卖不出去。”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后转任山东代省长、山东省长。他的继任者肖钢已于上月从证监会主席任上离职,刘士余接任。(完),如何将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一些代表委员谈道,主动、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重要的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能当“收发室”。“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这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一些领导干部工作状况说的一句话。30多年过去了,他的这句“不能当‘收发室’”的忠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落实党中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决策部署,就要在领悟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执行、结合实际地贯彻、接“地气”地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办理,而不是当“收发室”、做“应声虫”,把上级通知和文件原封不动地转发下去。为什么一些好政策总是不能转化为基层发展的动力?为什么有的好措施在基层执行中变形走样?为什么部分好制度落地后不是忽“左”就是忽“右”?关键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把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精神、政策要求对接基层实际、对接群众心声。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批评过这种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事实上,对为官者来说,有两种做官的态度:一种是为己做官;一种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官。只有一心为党、忠心为国、倾心为民的人,才会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经常自觉、主动、坚决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同时对接基层实际,对接群众心声。而那些为己做官者,唯恐出了错,丢了乌纱帽,只好盲目执行、照搬照抄!当下是一个讲担当的年代,做“收发室”是万万不可的。目前,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任务异常繁重,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异常艰巨,迫切需要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顺应事物发展趋势,把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使发展思路、规划、方案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党中央指示精神。“道不虚谈,学求实效”。不做“收发室”,就要善于“仰观俯察”。只要做好“仰观”的工作,切实吃透上情;做好“俯察”的工作,把顶天和立地对接起来,就一定能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如何将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一些代表委员谈道,主动、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重要的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能当“收发室”。“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这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一些领导干部工作状况说的一句话。30多年过去了,他的这句“不能当‘收发室’”的忠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落实党中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决策部署,就要在领悟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执行、结合实际地贯彻、接“地气”地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办理,而不是当“收发室”、做“应声虫”,把上级通知和文件原封不动地转发下去。为什么一些好政策总是不能转化为基层发展的动力?为什么有的好措施在基层执行中变形走样?为什么部分好制度落地后不是忽“左”就是忽“右”?关键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把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精神、政策要求对接基层实际、对接群众心声。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批评过这种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事实上,对为官者来说,有两种做官的态度:一种是为己做官;一种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官。只有一心为党、忠心为国、倾心为民的人,才会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经常自觉、主动、坚决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同时对接基层实际,对接群众心声。而那些为己做官者,唯恐出了错,丢了乌纱帽,只好盲目执行、照搬照抄!当下是一个讲担当的年代,做“收发室”是万万不可的。目前,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任务异常繁重,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异常艰巨,迫切需要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顺应事物发展趋势,把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使发展思路、规划、方案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党中央指示精神。“道不虚谈,学求实效”。不做“收发室”,就要善于“仰观俯察”。只要做好“仰观”的工作,切实吃透上情;做好“俯察”的工作,把顶天和立地对接起来,就一定能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中国纪检监察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延兵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8日电 (记者 郭蕾)“小康就是经济建设,群众的生活改善,不是空的。奔向小康,实现中国梦,这是个高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主要在基层,基层奔了小康,就没问题了。”87岁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独家采访时,谈了她对小康的理解。 全部小康才是中国梦 “我觉得奔小康需要有实际举措,无工不富,就是要想办法提高群众的收入,给群众办实事,让群众生活得到改善。”申纪兰说,“现在群众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吃饱饭都没问题了,但距离小康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申纪兰说,现在是有的超过(小康)了,有的达到(小康),有的还不够(小康)。“只有整个社会都达到小康,才是中国梦。” “我文化水平不高,但党的话我都会认真学习” 采访中,申纪兰代表表示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只要是党说的话她都会认真学习、认真听,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去建设。“毛主席带领大家建设了新中国,建设了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要去实现中国梦,这是党的光荣任务,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情,不能马马虎虎,要认认真真落实才行。”由于年纪大了,87岁的申纪兰代表操着山西口音,很大声的告诉记者。 “中央各级都很关心基层建设,我们基层也要用高度的精神和速度跟习近平总书记保持一致,还要加上艰苦奋斗,因为奔向小康不是空的。”申纪兰代表说,现在群众的大难都基本解决了,合作医疗有了,道路也修好了,接下来就要在农业上实现科学发展,走出一条新的路程,艰苦奋斗,奔向小康。 谁也没有先见之明,学习就能进步,不学习就落后 申纪兰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申纪兰坚持每天看新闻,通过看新闻来了解国家的发展,还参加乡里、省里举办的学习会,从不缺席。 “学习就能进步,因为谁也没有先见之明,不学习就和国家结合不起来,就会落后,我就是跟着学习过来的”,申纪兰表示。 只有廉洁奉公,为大家办实事,这才是好干部 在谈到当下的国家发展时,申纪兰代表说,习近平同志任职以后,抓改革、抓科技,特别是重点抓了廉政建设这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腐败。”申纪兰代表说,“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党员把党的旗帜高高举起,中国就能走向胜利。如果贪污腐败太多,群众哪能满意。” 申纪兰表示,只有廉洁奉公,为大家办实事,这才是好干部。“办不了大事办小事,最低不要办坏事。办坏事就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就没有方向了。” 申纪兰说,当官要为大家当,当了主要的官,这个地方就靠着你发展,如果是一般人,办不了事也坏不了事,但当领导就不行,一个村没有好支书不行,一个县没有好书记也不行。。
台籍政协委员谢正观。(中国台湾网吴怡摄) 中国台湾网3月7日北京讯 (记者 吴怡)“关于‘十三五’规划,我翻开纲要草案看到的是一幅特别美丽的图片 高速铁路图。”台籍委员谢正观动情地说,在大陆我看到我的“强国梦”实现了,让我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希望我的后继者、后继的年轻人也能把他的‘中国梦’实现”。 谢正观是“土生土长”的台籍委员,他出生于台湾、求学于台湾,在台湾服了“兵役”,之后又去了美国、法国深造。因为怀着理想、揣着抱负,他放弃了追求发达国家较好物质生活的机会,决心回大陆发展。 在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台盟界别小组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谢正观感慨地说,看到媒体报道我们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30000公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从高铁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我小时候的家乡(台湾)是一个没有高铁、没有地铁、没有现代化设备的地方,只能看别人在奥运会得奖,看美国人上太空。所以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强国梦’,希望我住的城市(台北)能有很便捷的地铁。”谢正观说,那个时候日本就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地铁,法国已经有了高铁和子弹头列车。 但幸运的是,“在大陆我看到我的‘强国梦’实现了,我们翻身了,成了世界强国,各种领先世界的科技都在进步,这让我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谢正观希望,他的后继者们、后继的年轻人们也都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并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实现。从“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看,我们的国家依然在进步,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说,“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规划得非常细致,连“美丽乡村”怎么做都规划出来了,“我觉得未来五年我们可以超规划完成、提前完成”。 “我曾经梦想过‘台湾独立’,但后来发现确实错了。我年轻时的梦在大陆都实现了,所以我的后半生过得很愉快。我看到我的梦实现,奥运拿金牌是我的梦、送人上太空是我的梦,我们有高铁、有高速公路……”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资料图:广西发现400米天坑,内藏多种陌生生物。(图/新华网)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台媒称,直至2010年,全世界已经被确认的天坑达78个,其中50个以上位于中国大陆,大陆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天坑大国”,这也让大陆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天坑考察环境,吸引全球地质及生态科学家前往一探 境。部分天坑内找到的东西,至今无法解释。据台湾中时电子报3月8日报道,1997年,中英两国科学家发现在天坑峭壁内约6公尺深处竟隐藏著7个直径约4公尺的大圆球。这些大圆球呈曲线排列,球面上刻著一些无法破译的文字和符号,圆球距今有7500万年至8000万年,主要成分是金属 。报道称,更玄的是,在坑底发现一个多棘龙的头骨化石。令人困惑的是,这个头骨曾被锯成相等的两半,然后又缝合,切割痕迹十分整齐,难道是曾有外星人在这解剖恐龙?天坑是喀斯特地区特有的地质景观,在世界分布很广,约占地球总面积的10%。大陆的喀斯特地貌约占全大陆总面积的13.5%,主要分布在南方的贵州、广西、重庆、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区,是世界上最大最集中连结的喀斯特区。全球科学家若要研究天坑,大陆是最好的选择。报道称,依天坑分级原则,深度和宽度均超过500公尺的为超级天坑,全世界仅有三个,全在大陆;深度和宽度在300公尺到500公尺之间的为大型天坑,全世界有16个,大陆占了9个;此外,深度和宽度在100公尺到300公尺间的为标准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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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武警河北省总队司令员李志坚少将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军人权益保障的建议》中,建议政府从政治、文化、社会等3个方面加强对军人权益的保障。 李志坚少将在建议中指出,今年以来,他围绕军人权益保障问题,深入部队和地方政府部门进行了专题调研。从调研情况看,军人权益保障总体是好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军人权益保障领域还面临诸多矛盾问题,主要是职业贡献与价值认同不匹配、责任义务与权益保障不对等、政策调整与形势任务不适应,具体表现在军人社会地位持续弱化、军人退役和随军家属安置满意度低等方面。 譬如,李志坚代表在建议中指出,“现在军人优先形同虚设,军人购票乘车、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参观景点等合法享受的优待,被有些人说三道四,甚至认为是搞特权”。 为此,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志坚武警少将建议政府从政治、文化、社会等3个方面加强对军人权益的保障。 譬如,在政治权益方面,他建议进一步明确军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军官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转业时应具备公务员资格;建立和保持必要的仪式,彰显军人荣誉,比如设立退伍军人纪念日等。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路透社记者: 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包括外国记者访问自己在南海的岛礁,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印象好像中国要隐藏什么,或者是中国对于自己的主张不够自信。是这样吗?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会允许外国人,包括外国记者去访问南海的岛礁?[王毅]: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看首先还是要把我们在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再向你讲一讲,你就会理解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只要是炎黄子孙,都守土有责。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中国在自己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这是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和自卫权。中国不是在南沙最早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的国家,更不是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军事化,但是我想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中国在南沙岛礁上不仅建设必要的防御设施,更多的是民用设施,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些设施正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等将来建设完成,具备了条件之后,我们当然会考虑邀请各方面的记者,包括外国的记者到这些岛礁上去参观采访。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省代表团第二组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图为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右)与威海市市长张惠回答记者提问。中新社发 侯宇 摄 中新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蒋涛)对于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起落的提问,曾任证监会主席的山东省长郭树清回应说,不评价后任,自己已不关心股市,称“更关心萝卜白菜价格”。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东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郭树清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作上述表示。“肯定不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职业道德问题,我过去的工作,现在不负这个责任。我是最不适宜回答这个问题的。”郭树清说。郭树清说,现在基本不再关心股市。他紧接着补充说:“如果你要说股价我肯定不知道,但是你要问我萝卜白菜价格,我肯定知道。现在我最关心的是玉米的价格,现在玉米积压卖不出去。”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后转任山东代省长、山东省长。他的继任者肖钢已于上月从证监会主席任上离职,刘士余接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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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法院工作人员向基层官兵赠送法律书籍。 3月2日上午,二级伤残退伍军人张维刚回到家,就收到10元钱退票汇款和致歉信。几天前,他在湖北访亲乘车期间,由于本该享受的票价优惠被拒,与某私营客运售票员发生争执。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一个军事法院竟能为区区10元钱为军人维权。 “涉军维权无小事”,近年来,解放军湖北军事法院用一个个生动事例诠释了这句话的内涵。今年1月,该院被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授予“全国模范法院”荣誉称号。 固化涉军维权经验 关键词:刚性约束 这几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汪金玉格外忙碌,他和湖北军事法院的同志一道起草一份关于从国家层面出台《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条例》的提案,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提交审议。 “在湖北,出台涉军维权的专项法规,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汪金玉告诉记者,在年初刚刚闭幕的湖北省“两会”上,《湖北省军人军属权益保障条例》正式获批纳入2016年湖北省立法项目之一,这也是继浙江省之后,全国第二个专门就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出台专项法规的省份。 “湖北的涉军维权立法工作虽卓有成效,但并非顺风顺水。1999年以来,类似于兵役法庭的维权机构在该省遍地开花。依托这一维权机构,军地双方采取行政督办的方法,一度在处置涉军案件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汪金玉介绍说,“然而,随着涉军案件纠纷增加,单一行政干预手段逐渐暴露出一些工作局限性,2010年至2014年间,湖北省涉军维权案件的年均结案率不到30%”。 “要适应新时期涉军维权形势,必须转变以往过多依靠行政手段的惯性思维,尽快实现向法治维权过渡!”经过深刻反思,该院着眼形势发展,修订完善有关法规文件,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出台《湖北省军区涉军维权工作暂行规定》《湖北省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工作细则》等5份法规文件,构建了依法维权的法治化运行格局。 建立全程服务机制 关键词:形成回路 春节期间,军属老杨收到监利县法院送来的司法救助金和涉军维权专项救助款,感动得热泪盈眶。 两年前,老杨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双腿高位截肢,监利县法院判决肇事司机全责赔偿41万元。由于肇事司机无赔偿能力,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去年底,该院在回访中了解到老杨遭遇后,很快协助老杨提出了司法救助申请并很快办理到位。 2013年,湖北军事法院建立涉军维权救助制度,即对符合法律救助条件的当事人,依靠地方法院实行法律救助;对通过司法手段难以化解的涉军案件纠纷,从省涉军维权专项经费中拿出10%成立救助基金给予救助。 作为全程服务式涉军维权的重要形式,案前调解也极其重要。2013年,某工程承包商违规在驻鄂某部营区上空架设高压线。 湖北军事法院院长柯友平迅速协调作训、供应、营房和涉军维权律师组成专项工作组,及时介入。他们依据《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最终使施工单位撤走施工队,并承诺不再危害军事设施安全。 案发前“防”,案审中“治”,案结后“问”。近3年来,该院在全省市、县、乡三级普遍建立完善了预防、协作和救助等机制,军事部门与军人军属沟通联系网、维权对象基本情况数据库不断健全。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关键词:精准维权 “2013年初,该院协调军地双方依托省、市、县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站,遴选出320名法律援助律师,为其颁发聘书,按照属地管辖和就近服务原则,为军人军属处理案件纠纷,解决了过去维权周期长、分散精力多等现实矛盾。”采访中,湖北省涉军维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姚义勇如是说。 一次,湖北咸宁籍战士吴祥的父母因为检举同村村民的违法行为,被对方殴打,双双住进医院。吴祥由于重大演习任务在身,得知情况后无法请假回家处理,不禁心急如焚。得知情况后,该院迅速协调,指定律师陈勇连夜前往现场办公,不到一周时间就化解了矛盾纠纷,还了军属一个公道。 去年底,某训练基地按照年度军事训练计划开展实战化演练。炮火硝烟中,驻地地方法院专门派出“战地律师”伴随保障,第一时间提供法律服务,为促进部队战斗力跃升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专业律师队伍的加入,给该省涉军维权工作带来了新气象。记者翻开湖北省2010-2015年涉军维权案宗,在所有顺利结案的案例中,2010年运用法律援助仅有13例,而到2014年已增至136例。如今,法律援助在案件纠纷中的运用频次已经成为仅次于调解协商的重要手段。
陈吉宁说,山西因煤而困,也承受着环保的压力。 “过去人们一说到煤炭就感觉很脏,现在要为煤炭正名,煤炭清洁利用其实可以比天然气更环保。”环保部部长陈吉宁5日在山西代表团听取意见建议时,为“黑色煤炭”正名。 陈吉宁说,山西因煤而困,也承受着环保的压力。利用新技术,山西可以将煤炭和环保结合起来,搭建平台,聚集资金和人才,打造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煤炭清洁利用基地。 今年两会上,如何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频出现在能源提案中,这也是山西省省长李小鹏为煤炭开出的“药方”。“什么时候煤炭能够清洁利用了,煤炭行业才能真正走出困境。”6日下午,李小鹏在谈及煤炭行业困境与出路时表示。 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富煤缺油少气,作为基础能源,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主导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动摇。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作为世界煤炭第一消费大国,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占全球总量的50.6%。2015年,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为64.4%,同比下降1.7个百分点。 此前有业内人士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相比于各地一哄而上的煤改气,煤炭清洁利用的技术更为成熟,也更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从能源供应与经济性方面考量,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是更可取的选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加快淘汰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燃煤供应。增加天然气供应,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发展扶持政策,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谈到煤炭清洁利用的方向,陈吉宁认为,可以将煤转化成电,大规模开拓用电市场,“这不光能解决雾霾问题,还能提高老百姓生活品质。”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下一页时时彩后一一码十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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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的两会,山西代表团总是很热闹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因为每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都喜欢在媒体开放日“讲故事”。比如去年,形容腐败问题时,王儒林说,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的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从省部级到村干部都有大量案件;今年,他则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说有老板找厅长办事,在纸条上写了“给你三千万干不干”之后把纸条吞进肚里;第二个,是说有某名干部生活奢靡,组织老板们买了架飞机,每天从国外给自己空运牛奶;第三个,则是某位副市长贪腐已经查实6.44亿,比山西倒数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多。听这些故事,就仿佛在听一出活灵活现的山西官场现形记,不熟悉官场的人真觉脑洞大开。今天,腐界小王子想跟大家聊聊第三个故事。故事虽然王儒林在讲故事时隐去了名字,但是媒体依然不遗余力。比如第三个故事,贪腐6.44亿的官员,按照可信的新源,基本已经可以确定就是江湖人称“吕梁教父”、当年分管吕梁煤炭产业的副市长张中生。张中生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出生在吕梁下辖的中阳县。2014年,时年62岁的张中生被调查;今年1月,被逮捕。看上去,审判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关于他,已有的报道里已经有太多故事。比如,澎湃称,中阳县大大小小的煤矿中,张中生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的可能近8成;担任副市长期间,甚至能以自己的能量架空和排挤时任的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虽然后者若干年后在省委秘书长的任上落马;比如他睚眦必报、狂妄霸道;又比如,他和吕梁著名的煤老板邢利斌之间的密切关系 噢,后者就是当年那个“7000万嫁女”引发轰动的土豪,跟张中生落马前后脚的时间被调查;甚至,一些企业家在给张中生行贿时,用的都是银行的大额承兑汇票。张中生也许是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官员报道已经层出不穷,大家对这种新闻已经不再新鲜,因此其吸引眼球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但侠客岛早就说过,反腐从来不是一场集体狂欢的围观大戏,痛打没有话语权的落水狗也并非题中之义。因此,在这个当口,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别的问题。吕梁调任山西省委书记之后,王儒林省内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吕梁。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来说,通过看某位新领导上任后的调研路线,都可以对其思路窥知一二。王儒林这样解释行程的选择:“我到山西工作后,把调查研究的第一站选在吕梁。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我们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吕梁的情况确实足够复杂: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均日后在副部级职位上落马;前山西常委统战部长白云也在这里干过3年副书记;副市长张中生、人大副主任郑明珠被查;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7名省部级干部多数与吕梁有关系;当地有影响力的10多名企业主被带走;一段时间内,山西省纪委查处的干部中,落马时在吕梁任职的数量也居全省地级市之首。吕梁是一个典型,山西腐败的典型。数字足够惊心动魄:从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过2.8万起,处分超过3.1万人;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29人,县处级超过1500人。过去一年间,经过反腐,仅省管干部就缺编300人 如果你足够熟悉官场的规模,一个省能够配备多少这种级别的干部,那么这个查处比例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聂春玉作为革命老区,张纪中给吕梁拍了《吕梁英雄传》;出过王岐山都称赞的廉吏、出过如此多英雄儿女的地方,却因为煤炭而导致了“塌方式”腐败,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寻租2014年,吕梁的GDP超过了1100亿。全市总面积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范围。煤海山西总储量的15.26%都在这里,存储量高达404亿。在煤炭日子好过的岁月里,大大小小的煤矿就如同开足了马力的印钞机。如今,在全国乃至全球煤炭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山西的经济也深陷困境。看看数字就可知道:2012年,山西的GDP增速还是10.1%;2011年,则是13%;3年时间,数字一路下台阶,从8%、4.9%掉到了2.7%,排名全国倒数。产能过剩、市场不景气,固然是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但贪腐对经济的破坏性,则是更致命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贪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润滑剂”的论调,简直不容一驳 哪怕当年的潜规则让经济得到了数字上的增长,其对经济的深层破坏却是更长久的。王儒林是这样概括这种破坏作用的:“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政府决定的方式。这种做法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比如,利用煤矿的寻租,张中生左手权力右手钞票,既可以让亲信经营煤矿,也可以收钱后压下黑煤矿的安全事故;既掌握着煤炭的安全生产关停,也可以通过压低中间评估等手段,在煤矿整合中进行低价收购、利益输送。而在侠客岛2014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山西的落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过能源从业经历。怎么办?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致力于打造公开化、公平化的市场环境,计划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正如今年两会王儒林所言,在这些案件和潜规则没有被打掉之前,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最优秀的企业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企业拿到资源。打掉之后呢?“山西的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期。”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煤炭一业,其后更有结构转型的问题。干部劣币驱逐良币不只在于经济领域,也在于政治领域。十年前,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曾经这样感慨治理非法煤矿的难度:“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一个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去年两会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灾区市”,从2010年到2014年9月,5年内重处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涉案5万元。据报道,这个市就是吕梁。在6.44亿的张中生面前,5人、5万元的数据看上去就像是黑色幽默。新来的纪委书记表示,因为过去很少办案,所以纪委的很多人“根本不会办案”。反腐力度这么大,干部的心态也不免发生变化。曾经主政吕梁8年的聂春玉落马后,当地的官员就曾人心惶惶。最近的一组调查数据,则明显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吕梁下辖的柳林县,是煤炭主产地之一。调查显示,当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干部,只有31.4%;28.5%的干部信心不足、预期不明,25.7%的干部则迷茫恍惚、看不到光明前景。另外一个县的调研结果则是,32.9%的干部不敢跟企业打交道了,11%选择在经济发展方面“放一放、等一等”,27%的干部选择在改革创新方面“放一放、等一等”。简直就是对今年两会李克强发言的注脚:今年,中央政府将下大力气解决干部不作为的问题。所以,听完王儒林的三个故事,或许会对习近平今年谈论的“新型官商关系”的话有更深刻的体会: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路还长着。但是总得有人去走。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7日向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大熊猫幼仔命名仪式致贺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仪式。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2013年,大熊猫“大毛”、“二顺”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抵达加拿大,受到加拿大人民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二顺”在中加建交45周年纪念日诞下双胞胎幼仔,是令人喜悦的巧合,也是预示中加合作前景的好兆头。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加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同加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全方位合作,推动中加关系发展不断结出新的硕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特鲁多在致辞中感谢李克强总理专门发来贺信。特鲁多说,大熊猫幼仔出生适逢加中建交45周年,这是两国人民友谊与合作的象征。加拿大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加强两国高级别交往,深化经贸、人文等广泛领域合作,推动加中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完)昨日,西藏团开放日,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发言。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昨日下午,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召开,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向境内外110家媒体、170多名记者全程开放。与其他代表团向境内外媒体开放的全体会议不同,西藏代表团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记者提问,问题既有扶贫、经济发展等议题,也有“达赖喇嘛”等关注度较高的话题。 达赖必须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 昨日的会议由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主持。 在回应与达赖喇嘛相关的问题时,白玛赤林表示,在对达赖的问题上,中央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达赖必须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一切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到处从事这些活动,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包括西藏自治区的所有人大代表,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 白玛赤林还强调,达赖喇嘛自从出逃以后,背叛祖国,背叛人民。他想从事的活动就是要分裂祖国,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现在,他想回来谈,我们是欢迎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必须放弃西藏独立,必须公开向世人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要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必须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英杰也回应了与达赖相关的问题。吴英杰表示,艺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是接触达赖集团,我们都坚决反对,艺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西藏是中国唯一没有雾霾的地方”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在发言中重点讲述了关于西藏生态的话题。 他表示,西藏自治区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底线、红线、高压线,决不以牺牲环境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全面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的规划与建设。目前,西藏自治区的水、土壤和大气均保持优良,是全国唯一没有雾霾的地方。 在记者提问环节,洛桑江村回答“饮用水开发是否会对西藏生态产生影响”问题时表示,西藏的天然饮用水资源储藏量很大,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流,目前我们只是把它接起来,把这个资源变成优势卖出去,目前饮用水的开发符合了西藏发展的资源优势。现在引进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设备都是一流的,中国水科学院帮西藏做了规划,对自然生态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同时,洛桑江村也在现场表示,欢迎企业到西藏去投资,到了西藏肯定有钱赚,这与生态保护不矛盾,我们是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开发资源。 “毛泽东时代我们就有佩戴领袖像章的习惯” 在回应媒体有关西藏团代表佩戴领导人像章问题时,现场一位佩戴像章的人大代表说:首先,西藏解放后,人民翻身解放,获得了自由,真正当家做主了。因此,西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充满了感情。其次,西藏人民善于表达感情,对于自己热爱的领袖,会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感情,从毛泽东时代,我们就有佩戴领袖像章的习惯,感谢历届领导人对西藏的支持和关心,使得西藏人民和西藏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种表达感情的形式。 新京报记者 马俊茂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省代表团参加审议。他详细了解煤炭产业发展和转型情况,指点国有企业发展既要“借东风”也要激发内生动力,叮嘱大家保护好湿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并强调要“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打好发展组合拳,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和指示,既饱含着对东北人民的深切关怀、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殷切嘱望,也为东北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深化改革、实现全面振兴指明了根本遵循。当前,东北经济发展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要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的掣肘,就要按照总书记所指出的,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发展,向选好用好各方面人才要发展,在市场环境下、竞争中求发展,打好发展组合拳。归结起来,就是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激活激发市场力量,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东北振兴之路虽然道阻且长,但只要激发勇毅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就一定可以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脱胎换骨、振兴发展。(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宋雄伟 漫画作者王东杰)“改革开放30多年,一些时候一些人看不到中国前景,没有树立对中国发展信心,总是失去机遇、晚了一步。一时一事上中国经济发展会有波动,但长远看浩荡东风。”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民建和工商联界别委员共商国是时说的一番话,强调了坚定信心的重要性。“长远看浩荡东风”,寥寥数字,激励人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既亮出了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同时如实指出经济规模越大、增长难度随之增加的客观事实,不讳言、不回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进而强调,困难和挑战并不可怕,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国发展前行的步伐。能够正视困难和矛盾,能够在困难与矛盾中保持勇气,这就是强大的自信。两会之前,国内许多民众以及国外很多关心中国的朋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有所疑虑,表示担心。对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中国的信心从哪里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信心来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和行动,来自于中国经济强劲内生动力和中国政府坚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这“两个来自于”,揭示了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独特优势,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正是因为有强大的自信,中国可以从容不迫地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进退自如地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向好的趋势。正是因为有如此强大的自信,中国能够高屋建瓴地提出“四个全面”的恢弘目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认真制定“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信心不仅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关切,同时表明,中国的全面发展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真金白银”的贡献,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起到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外媒体在报道中说,通过两会窗口看到中国表现出来的信心,“足以消弭全球市场的焦虑”。从对中国经济不断质疑甚至“唱衰”,到用中国的信心提振世界的信心,这其中的故事多么生动。展望未来5年,“十三五”规划草案描绘的蓝图令人备受鼓舞。李克强总理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应对挑战中前进的,没有过不去的坎”,所有认真聆听中国声音的人由此听到了“信心”这个铿锵有力的宣示。(国平),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张雯 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也许给正被进口大豆挤压市场空间的中国大豆带来了一线生机。 3月7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要重点抓三件事,“减玉米、增大豆、提牛奶”。 韩长赋表示,结构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的农产品过剩,比如玉米,“年度性、阶段性供大于求”;有的农产品不足,比如大豆;还有农产品的质量有待提升,“大路货还是多,优质的、品牌的还不多”,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比如牛奶。 韩长赋同时表示,我国去年进口了8100多万吨大豆,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大豆。这些大豆,包括从美国进口的,都是在其国内进行过安全评价,而且经过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价的。 减玉米增大豆提牛奶 作为大豆的原产国,国产大豆却在进口大豆的凶猛冲击下节节败退,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的同时,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了80%。 在榨油用途上,有研究表明,国产大豆的出油率为16 %~17 %,而进口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9 %~22%,国产大豆不敌进口大豆。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此前表示,“中国大豆缺口非常大,去年大豆总产量230多亿斤,离需求差的非常远,去年进口大豆1633亿斤,进口的大豆相当于国产大豆的7倍”。 30年前,人均只消费2.6公斤食用油,而现在,食用油消费量增长了10倍,人均消费在20多公斤。一边,是急剧扩大的食用油需求;一边,却是出油率较低的国产大豆难以匹敌进口大豆。 国产大豆的出路在哪里? 韩长赋说,当前要重点抓三件事,“减玉米、增大豆、提牛奶”。他表示,“我们要把国产大豆的优势发挥出来,具体讲要搞好目标价格试点,另外开展大豆品种攻关,还有要提高大豆生产效益,包括产业链建设。” 同时,他说,事实上,由于较高的蛋白含量,国产大豆虽然输了榨油战场上的战役,在大豆蛋白加工的战场上,国产大豆另有精彩表现:与进口大豆相比,我国国产大豆的蛋白质含量高2~3个百分点,因此非常适合于加工大豆蛋白。 也因此,在记者会上,韩长赋说,“我们是大豆原产地,我们的高蛋白大豆还是有优势的,做豆腐、生豆芽,还是我们自己的大豆好”。 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 伴随汹涌的进口大豆一起入关的,还有“洋玉米”及各种玉米替代品。这些廉价进口粮食涌入中国加工企业的工厂,却把市面上的国产粮食挤入了库房。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玉米的库存,已经达到峰值。” 韩长赋在回答记者问时也承认,“现在我们的库存充裕,供给也充足,也有的地方,特别是主产区,有的粮食品种装不下了。” 但在韩长赋看来,粮食多了是好事。他说,“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和认识,就是粮食丰收,粮食充裕,甚至多了一点,是好事。因为,我们在粮食多得装不下和粮食少了不够吃之间选择的话,你说要哪个?我们还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那么在“十二连增”的情况下,还要追求十三、十四连增吗?十三五期间,粮食策略应该定在什么标准之上? 韩长赋表示,粮食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始终是重大问题,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未来我国人口总量还要增长,城市人口将大大增加,同时,消费结构变化、消费水平升级,使得对粮食需求是刚性增长的,必须始终保持粮食稳定生产。我国粮食进口增加主要原因是品种调剂需要和价格差异,对此必须提高粮食生产的竞争力。 韩长赋说,“‘十三五’我们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多一点少一点是技术性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所以技术性问题还得服从于战略性问题。‘十三五’中央的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具体而言,就是要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高新技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同时,还要抓好主产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下一页。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今日15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副主任马晓伟和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副主任、主持人赵莉宣布记者会开始。[赵莉]: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女士、副主任马晓伟先生、副主任王培安先生,三位主任将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的提问。首先有请李斌女士。[李斌]:大家好,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借这个机会我首先向在场的女记者、女工作人员,向全国的女医生、女护士,全系统的女干部职工表示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十二五”和2015年以来的工作,部署了2016年的工作和提出了“十三五”的宏伟目标。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健康是幸福之基,提出“十三五”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感到很振奋,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抓好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要求,今天的会议又和这个主题相契合,下面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我们来回答。[赵莉]:谢谢李主任,现在开始提问。[新华社记者]:我们知道,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请问这项政策现在落实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另外,您看来全面两孩这个政策会不会让中国出现一个新的人口增长高峰,会不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谢谢。[李斌]:谢谢这位记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科学地研判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趋势,所做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这项政策得民心、顺民意,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制定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对这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务院还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现在看,全国都在贯彻落实之中。到目前为止,广东、上海、湖北等13个省区市已经完成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多数省份将于3月底完成地方条例的修订工作,全面两孩政策正在依法有序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测算,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妇大体有9000多万对,政策全面实施以后,预计未来这几年,人口会有所增长,特别是新生儿会有所增长。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大体会增加3000万左右,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有所降低,这样使人口的结构更趋于均衡。刚才您说到,放开了两孩政策以后,会不会引起一个出生的高峰,或者对今后的经济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压力。这个在政策出台之前,我们也组织了多方面的专家,从全系统进行了一个多方案的测算,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到2015年全国总人口是13.75亿人,峰值人口大体会在14.5亿人左右。到了2050年,我们全国总人口预计还有13.8亿人,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总人口的水平。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来看,总体上都是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要看到,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央在《决定》中也指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没有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紧张的关系,也就是紧平衡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这三个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是要长期坚持,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当前和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持一个适度的生育水平,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推动实现我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谢谢。[凤凰网凤凰卫视记者]: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家庭选择不生二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想生,而是生不起,因为现在在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尤其是医疗和教育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请问政府未来是否会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来缓解中国家庭生育二胎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谢谢。[李斌]:从目前地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情况来看,孕妇建档率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产床“一床难求”的情况,就说明一些家庭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了。还有一些家庭也在为生还是不生存在一些顾虑,我们俗话讲,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的想法和情况都不尽相同。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存在一些顾虑,这些顾虑主要是集中在影响妇女的就业方面、孩子的照料问题、怎么解决入托和入学的问题,还有养育孩子的成本问题。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总理在工作报告中也讲了,今年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好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配套政策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好地落实。大体要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配套措施,要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要支持女职工生育以后能重返工作岗位。特别是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女职工平衡职业和家庭关系的这些政策,帮助女职工做好职业规划,坚决反对在妇女就业问题上的歧视。昨天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说有个校长提出要支持本学校的女职工生育二孩,我觉得这位校长非常开明,他的这种做法我们都应该给他点赞。二是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在这方面,教育部门已经在做安排,提出来要大力增加公立的幼儿园,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包括我们现在的幼儿园能不能向下延伸一下,通过幼儿园来直办托儿所,支持女职工休完产假一段时间以后能够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同时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培训,增加社会这方面人力的供给,推动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方便妈妈们母乳喂养。这两天我看在代表委员中也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都非常好,下一步我们都要推动落实。 三是要完善家庭的支持发展政策,研究完善生育保障、住房、税收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家庭发展政策,为生育、幼儿养育、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支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家长就是第一位老师,我们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培训,要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信息和服务,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四是要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特别是完善职责分工,推广母子保健手册,在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一条龙的保健服务。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保证母婴的安全。李斌: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婴幼儿产品的问题,我们国家每年今后大体出生1700万或者以上,现在每年1600多万新生儿。大家算一下帐,0到6岁就1亿人,或者超过1亿人,所以婴幼儿产品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能够生产更多安全的、物美价廉、健康、标准很高、质量很好的产品,包括奶粉,包括服装、玩具、童车等等产品,一方面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为这个产业都是以千亿万亿计的总量需求,同时也间接地减少了育儿的成本,减少了这方面费用的支出。总而言之,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要使得我们的家庭生二胎能够生得好、养育得好。谢谢。华尔街日报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何时会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您觉得最早放开的时间可能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妇选择到海外,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寻求生育服务或者冷冻卵子,在中国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相应的生育服务提供给中国妇女呢?李斌: 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请我们的马晓伟先生回答。我刚才实际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众多,2015年我们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3.75亿人。我知道,美国的人口是3.2亿人左右,而且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从人均的经济发展数量和人均的生活质量来说,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中国做决策,必须要从中国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比较紧张,这些条件、这些国情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要长期坚持。 至于什么时候全面放开,我今天和前年的回答差不多,没有时间表。国策要坚持,生育政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来进行科学的研判,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就像全面两孩政策,经过了反复的论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提出这样的建议,最终中央做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谢谢。马晓伟: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我国目前高龄孕妇的情况,以及现有产科医疗服务能力的状况,对这样的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第一,我们准备在“十三五”期间扩大产科的床位,建立省市县产科的一整套服务体系,增加床位。同时,进一步采取特殊政策,加强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培养。第二,我们正在做的,做好高龄孕妇的风险评估和健康检查工作。对高龄孕妇摸清底数,建档立卡,随时观察孕妇在怀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特别要高度注意高龄孕妇和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第三,医疗机构要充分做好准备。我们在2017年以后,要在省一级建立高危孕妇的急救中心,要在市县建立高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急救抢救病房,加强ICU的建设,同时加强病人的转移和绿色通道的建设和管理,充分保障我们有能力做好高龄孕妇生育的工作。同时,在医疗机构当中,还要建立多学科的组织体系,由一位副院长统一负责,调配指挥高龄孕妇的重症抢救工作,这样使我们把工作能够做到底。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问题,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成熟的,北医三院乔杰院长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学科带头人,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技术是跟踪世界先进潮流,达到国际水平。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432所,每年完成70万例。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是成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到国外去,在国内是可以解决的。中国日报社记者: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请问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下一步有没有类似的打算?李斌: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孟子说过,老吾老及人之老。还有一位法国作家司汤达也讲过,他说老人受尊敬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种特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疗保障条件的改善,人民的寿命会越来越长,所以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趋势。我们国家2015年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左右,老龄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老年人口在医疗、照料、护理、康复等等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这样就给卫生资源和服务资源都带来一个巨大的新的挑战。 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就大,所以我们碰到的每一个问题的总量总是最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我们盖多少医院、再培养多少医生仍然不够用。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进机构养老,没有医疗服务的保障,老年人不安心,子女们不放心,所以就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把资源进行统筹,实行医养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换个角度看,我们做好了医养结合的服务,满足老年人服务的需求,促进健康的老龄化,这本身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医养结合解决老龄服务的问题,并且还发了相关的文件。目前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要求各地在医养结合方面,在投融资,在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税收等政策方面,人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方面,都要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多种医养结合的方式,比方说对口支援、合作共建、建立联合体等多种方式,来加强医养结合。同时整合资源,开办老年病医院、康复长期护理的机构,支持养老机构来设置医务室、护理站,为老年人提供治疗、住院、康复期护理这样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的服务。现在地方已经有一些做得好的,也出现了好的成效,比方说上海,169家养老机构设置了医务室,而且这些医务室有100家已经实现了和医保的联网。北京95%的养老机构已经设置了医务室,或者与医疗机构进行签约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全国已经有4609家医院与养老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所以这个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居家养老还是我们国家养老的一个主渠道,在居家养老这块,我们大力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优先和有老人的家庭进行签约服务。同时把老年人常得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这些慢性病很好地管理起来,使它能够得到规范的治疗,能够得到健康保健的知识,为居家养老的这些老人提供连续、规范、舒心的健康服务,促进这些老人在家能够安心地养老。在这方面,在基层都有一些很好的实践例子,我们要推广这些好的经验,把全国的医养结合落实好。谢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两孩时代,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也越发凸显了,很多家长特别关心也比较担忧,卫生部门怎么应对儿科医生短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呢?李斌:你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前天在“部长通道”走过的时候,我看有人喊着就要问这个问题,今天下午我来回答。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儿童也是家庭的宝贝,所以让每个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这是每个家庭的期望和牵挂。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儿童的健康保健问题的,颁布实施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和《母婴保健法》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做了制度上的安排。同时加强儿科体系的建设,我国现有儿童医院99所,有3.6万家医疗机构开设了儿科,全国有从事儿科的医务人员大体是12万人,儿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包括社会各界的支持,包括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呵护这些儿童健康的白衣天使们的辛勤努力,我们国家婴儿死亡率从医改前2008年的14.9‰下降到2015年的8.1‰,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三大基本指标之一,我们取得这个进步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儿童健康的状况是在不断改善的。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中国妇幼健康高绩效的国家,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儿科的医生们、护士们功不可没。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国家有2.3亿14岁以下的儿童,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总人口,比它的总人口还多。所以,医疗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还是不够的、不足的,配置结构也不尽合理。在季节性儿童疾病的高发期,儿童集中就医的时候,这种供需矛盾紧张的状况就更为突出一些,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由于寒潮、流感这些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城市、有些医院都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在制定一个加强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意见,大家都形成了共识,要采取综合措施,来解决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补上儿科这个短板。总的思路,补短板,一方面供给侧要加力,要扩大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需求侧要减压,要加强预防,减少疾病。概括起来是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十三五”时期,国家把增加儿科医疗资源的供给继续作为体系建设的重点,加大投资力度,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要设置儿科,县级的公立医院和儿科需求量比较大的城市的公立医院也要设置儿科病房。每个省市县都要设置一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妇幼保健机构,将儿童家庭作为基层全科医生、家庭医生重点签约的对象。刚才我说了,重点签约的对象首先保一老一小这样的家庭,引导社会力量来举办儿童的医疗机构。二是加强儿科人才的培养。这也是总理在今年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个要求,要医教协同、联手解决。教育部门在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的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的规模,今年就开始增加招生。招生的学校和招生的规模将会逐年增加。我们将儿科和儿外科这两个专业都纳入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中,到2020年力争招生儿科住院医师三万名以上。同时加强儿科的继续教育,增加全科医生在儿科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三是加强政策保障。充分考虑儿科医务人员工作量大、风险高、十分辛苦的特点,合理地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医疗机构薪酬分配不得与业务收入挂钩。有些同志反映,说儿科开药又少,病情有的比较简单,收入少,这样收入和分配一挂钩,医务人员的薪酬就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能这么做,而且是应该向儿科倾斜,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要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硬杠杆,要增加岗位的吸引力。合理提高儿科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在职称晋升等方面,也要完善相关的激励机制。另外,要着力解决好儿科用药的保障问题,儿童不是成年的缩小版,所以对于药品的剂型、质量、安全的要求更高,我们将会同食药、工信等部门,要采取加快建立儿童药申报审批专门通道,招标定点生产儿童用药,鼓励优先生产,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指导合理用药这些综合措施,来保障儿童用药。在定点生产方面,去年我们已经搞了试点,试点是成功的,原来有一些价格便宜、疗效明显、用量又不是很大的药,有些生产企业不愿意生产的,通过定点生产,全国的量就够大了,所以这些企业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利润水平,它就积极的生产,短缺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对儿科用药,今年我们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来保障它的供给问题。四是加强儿童疾病的预防。这就从需求侧要减压,要关口前移,加强在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的疾病预防工作。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做好预防接种,加强儿童的保健管理,让我们的儿童能够少得病,让我们的儿童远离疾病,健康茁壮地成长。谢谢大家。经济日报社记者: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健康中国”的概念,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再次提到了“健康中国”,请问李斌主任,“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下一步国家还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相关工作?李斌: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克强总理讲,健康是幸福之基。我们就是要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通过全民健康来助力全面小康,这就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维护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的决心,也反映了我们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们正在全力推动落实。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也在进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和深化医改规划的编制,通过“一纲要两规划”的编制,确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总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为统筹解决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民的健康问题做出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总的思路就是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的发展方式,由过去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医疗资源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使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能够更加成熟、定型,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的健康福祉。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将着力推进六大任务:一是提供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二是健全优质、高效、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努力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三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四是要建设健康的社会环境。我们说一个人的健康影响因素很复杂,包括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要从大健康、大卫生的角度,来共同治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要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五是发展健康产业。六是要培育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把健康的“金钥匙”交给群众,放到我们全体人民自己手里。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要全社会参与,我们要共建共享,这是个系统工程。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十三五”的规划目标我们有信心来完成,同时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能够迈开重要的步伐,给人民增加更多的健康福祉。谢谢。中央电视台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首先也祝李斌主任节日快乐,也祝现场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我的问题和医药有关,去年有一个人因为替患白血病的病友从印度买了一种仿制的抗癌药,后来这个人差点吃了官司。我们就想知道对于这种患者急需,而国内没有办法生产的救命药,就卫计委的角度而言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能够让这些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谢谢。李斌:你讲的是药,但是实际上你提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推进医改要三医联动的问题,也就是说,医疗、医药、医保一定要三医联动,这也是总理在今年报告中提出的2016年任务,关于如何满足群众用药,特别是要解决一些专利药价格很贵,群众用不起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也包括接受了我们一些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提案,就是要开展国家谈判。现在谈判试点我们已经进行了,选了几个品种,大体是五个左右的品种,包括涉及到癌症治疗的,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重大疾病治疗的药,价格是比较贵的专利药、进口药,通过谈判以后,谈判的效果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想,降幅很大,大体上能降到50%以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衔接,药和医保也要搞好衔接,衔接最后确定以后,我们将向社会公布,这个药目前就是这个价格了,就会大大减轻群众在这方面用药的负担,其中就包括一些大家说到的提及比较多的治疗癌症的一些药物。下面具体的我想请晓伟先生讲一讲。马晓伟:李主任已经很充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高度关注专利药的进口问题和价格问题,这方面有可能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一旦药品谈判成功以后,我们将考虑纳入相关的药品报销目录,使这个药的价格能够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我们也关注在全国推行大病保险之后,有20几种疾病要进一步给予补偿,在补偿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同时需要专利药和仿制药的问题。所以在进行谈判降价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在国内对仿制药的研发、国产化,同时对仿制药进行效果的一次性评价,我们也在考虑对一些特殊药品进行开放绿色通道,实行快速进口的措施。总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一些药物买药难、用药贵的问题,争取在“十三五”期间药的问题能够破题。法制日报法制网记者: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对我国的人口结构调整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有没有放开第三胎的计划?现在社会上很多大龄未婚女青年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但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国家对她们的这种生育意愿有没有考虑?谢谢。王培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很显然,对我们人口结构的调整是非常有利的。第一它可以减缓我们老年化的程度,到2050年,因为全面两孩政策,老年化的程度会降低2个百分点。同时对我们性别比也有好处,还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深圳卫视记者:为了缓解看病难的问题,国家从2009年开始就在广东、深圳等地试点医师多点执业,那么目前在深圳医师多点执业可以说只要在网上备案就可以了,门槛是大大降低,同时条件也大大放宽了。请问李主任,您如何评价试点效果的?另外您认为目前制约医师多点执业最大的困难和问题在哪里,未来国家将有哪些政策加以扶持和鼓励呢?李斌:首先我要通报的是,多点执业目前已经从部分地区和城市的试点推向了全国,在全国开展多点执业的有关指导性文件去年就已经下发了,就已经放开了,所以在多点执业方面,我们正在积极稳妥有序地组织开展好相关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到2015年底,全国一共有将近45000名医生注册了多点执业,这些医生36.7%是来自于三级医疗机构,也就是来自于大医院,28.4%是来自于二级医疗机构。对于执业去向进行了统计,来自大医院的医生,到同类医院去执业的比较少,大体在6.7%,到基层去多点执业的占到了76.2%,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我们讲,资源要下沉,医生要下沉,专家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给群众看病,现在在多点执业中,已经有76%的医生是下到基层去了。到民营医疗机构的有35%,到其他医疗机构,包括公立等其他医疗机构的有百分之六十多。在多点执业的医生中,66%是搞临床的,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影像科、化验、耳鼻喉科等等,现在看这个势头是不错的,也产生了这样一些好的效果,一是促进了医生的合理流动,我们现在通过管理文件、规范文件的下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二是促进了医疗资源的流动,特别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也方便了患者的就医。三是相对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因为大医院的医生下基层了,多点执业了,他不仅仅是看病,同时也对基层服务人员的技术有一定的培训,包括他们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精神,好的作风,对基层也是一个引导、一个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医院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有的通过多点执业,逐渐发展为两个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的关系,在县里面,我们的患者就通过远程医疗这个系统,可以和大医院的大医生、好医生,特别是一些高级专家,进行远程医疗上的看病就医,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多点执业开局不错,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为多点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提供一些好的政策,有的地方落实起来,在政策上还有一些不落地的地方,我们还要推动这方面的改善和落实。谢谢。成都电视台记者:刚刚李主任也专门提到了要大医院好医生多向基层下沉,我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专门提到在70%左右的地市来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请问李斌主任,这70%的试点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目前在地市开展分级诊疗当中遇到了哪些难点和困难?下一步卫计委会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分级诊疗,让更多小城镇生产在地市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谢谢。李斌: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大任务中就有一项,70%的城市要进行分级诊疗的试点。我想,这70%就包括综合改革的试点省,包括试点城市。去年我们已经在100个城市开展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今年要扩大到200个城市。在这方面,昨天晚上我刚刚看到一个材料,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我想把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还有一些问题请马晓伟先生来回答。我昨天晚上看到的材料是清华大学国家医院管理研究所和北京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开展的一个第三方评价评估,对29个省593所医院4050万出院病人的大数据分析,这个样本是够大的,通过对他们病案的首页数据分析和现场的评估,大体上提出了这样一些可喜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下。一是三级大医院诊疗量增长平缓,人满为患和虹吸的现象趋于缓解,全年门诊量只增长了3.4%,住院服务量下降3.7%,这表明大医院的服务总量发生了一个变化。二是分级诊疗初见端倪,21个省做到了90%的大病患者不出省,75%的患者选择在本市的医院住院治疗,县域内就诊率也进一步提升,有的县已经达到或接近了90%。吸收外省患者多的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这样就给为我们调整医疗资源布局,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参考。北京外面来的病人主要是华北、东北的病人,上海是长江流域的病人,广东当然是华南周边了,四川大家知道有华西,西南这一片,使得我们下一步要加快建立区域的医疗诊疗中心,包括要提高有些地区的医疗服务的能力。现在看,硬件基本够了,主要是内涵提升,符合我们整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提升内涵,提高质量和水平,包括利用京津冀一体化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像北京儿童医院在这方面带了头,他们主动组织了一个儿童医院的服务网络,也使得这方面的医疗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去年专门在那里开了一个全国的现场会。另外,像河南,本身就有一亿多的人口,北京的阜外医院已经进入到河南,正在建设华东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这一块就能够辐射出去。下一步,东北要加强区域的医疗诊治中心能力的建设,西北要加强这种布局和能力的建设,包括像在陕西等地方,通过布局,使得过去结构性的矛盾能够逐步得以解决。下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晓伟同志再给大家回答,我就把昨天晚上看到的大数据跟大家说一下。还补充一句,第三个可喜变化,全国人均住院总费用下降1.4%,虽然还不多,但是趋势是好的,平均住院日9.6天继续缩短,这也相对减轻群众的负担。北师大第三方基层的调研,乡镇卫生院人均住院和药费下降6.1%和7.1%,城市社区卫生中心下降了2.1%和5.2%,这是我昨天晚上看到的大数据的分析结果。马晓伟: 李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应该说,这一轮医改一个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分级诊疗制度的提出。2009年,新一轮医改开始,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样一个奋斗目标。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体制来落实“人人享有”呢?怎样解决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合理、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呢?显然就让我们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解决13亿人的看病就医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核心表现为供需矛盾,大病小病涌向城市大医院,城市农村患者也涌向大医院,这样就出现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所以分级诊疗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措施,也是落实人人享有的一个就医体制的保证,是对我国医疗资源格局的重新调整,也是对就医习惯的改变。所以这项战略举措的成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分级诊疗实施之日,乃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成功之时。 诊疗主要特点有四个:一是基层首诊,二是双向转诊,三是上下联动,四是急慢分诊。关键是基层首诊,大家只有在基层看病,再到大医院看病,才符合就医的次序,也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没有不分级诊疗的国家,看病都是按照医疗机构级别来看病的,这样资源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疗机构,一旦重症在上级医疗机构。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就医的格局,就要求实现基层首诊。 因此说,解决基层首诊问题是人才问题,人才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待遇问题,一个是职业前途问题。基层医生培养的全科医生,有些优秀医生到基层去,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待遇问题我们是这样想的,一个是政府投入,我们在前五年已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营经费、人员经费给予了很大的投入。二是价格改革,提高了基层医生的诊疗费。三是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今年是人均45块钱,可以打包给基层医生。四是绩效工资这一块,有相当一部分收入作为绩效工资,用于人员经费。从上海全科医生在基层的情况看,人均收入达到了12万元,北京市今年年底给人员补助经费再增加30%,全部用于基层医生的收入,这样有力地解决基层医生的待遇问题。 第二个是职业前途问题,上海市也正在考虑,我们也在考虑,酝酿基层医生的职称评定问题,把基层医生的职称评定标准和大型医疗机构分开,这样使他有职业发展的前途。基层要拓展基本药物目录,使基层用药和大医院用药基本相当。北京市在今年年底就准备把基层药品目录和三级医院药品目录并轨,这样老百姓就医看病取药,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大医院开好药了,就可以到基层取药,不要再到大医院取药。要让患者有愿意去基层的政策,就是在基层报销得多,在上面报销得少。在基层看完病,往上转诊,取消起付线。病人从上面往下转,这个医疗收入不计入基层的基本医疗总额包干,医生也有积极性来接转病人,患者也有积极性往上去,解决基层首诊和上下转诊的问题。基层首诊的问题突破了,分级诊疗的问题就有望突破。最后我要说一句,李主任刚才讲,实际上是四句话:以区域医疗中心为抓手,以重点学科为支撑,解决区域分开的问题,不要都到北、上、广看病,各个区都有医疗中心;以县医院建设为抓手,解决城乡分开的问题,老百姓得病不进城,90%能够在县医院得到解决;以病种为抓手,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包括急性的一些疾病,这些病分开,上面医院看急的,下面医院看慢的,实行急慢分开;同时解决上下分开的问题。这样假以时日,我们把医疗资源调配好,把政策到位,我们国家的就医格局就是个有序的格局,医疗资源的分布就是个合理的分布,医保费用的支出就能够做到精打细算,用得恰到好处。所以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实施,我国解决看病就医问题就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代快报 (微博)记者]:为了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做了一些公开征集,看看大家对哪些问题比较关心。有一些准妈妈给我们来电话或者发邮件,希望我们能把这个问题带到会议上,她们在准备生育二孩的过程当中,非常关心产假的问题,以及两孩的福利报销问题,担心全面两孩相关政策跟不上,或者说不如一孩,比如在产假方面。在现有的已经落地的省份当中,极少数的产假是做了延长,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因为大多数两孩的产妇年龄都比较高,需要恢复的时间也比较长,希望卫计委能够有一个指导的意见,是不是把两孩的假期可以比一孩的有所延长?在单位报销的福利方面,有一些两孩妈妈就说,他们在一孩的报销上,比如说看病、问诊的待遇就比较好,有的单位干脆就说两孩是不予报销的,请问卫计委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意见,或者您对此怎么看?非常感谢。李斌:您提了一个关系到两孩生育的有关福利性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我想,我们会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来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个回答的机会给我们培安同志。王培安:这个问题很好,很重要。因为全面两孩,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要鼓励按政策生育。很多家庭希望生两孩,但是又不敢生两孩,首先就有个生不起的问题,一个是精力的问题,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还有是影响女性就业的问题。再一个,现在抚养小孩的成本高了,还有生得出的问题,现在70后的,生两孩就比较困难了。再一个是生得好的问题,就是优生优育的问题。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5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随着我国人口形势和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发生变化,国家不宜再提倡晚婚晚育,因此去年年底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对晚婚的奖励假,但是同时规定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就是刚才你提的生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已经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省份,参照原条例中有关公民晚婚晚育假期的规定,均制定了延长生育假、配偶陪产假奖励等具体的政策措施。大家都知道,具体的政策措施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来做出具体规定,已经修法的省区市均明确了生育假延长的天数,有的是延长30天,有的是延长60天,并制定了7至25天不等的配偶陪产假,就是妇女生孩子期间,丈夫可以享受7到25天不等的陪产假,现在已经制定出台了这样一个制度。还有,前面已经回应了,还要加强托儿、幼儿教育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出台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谢谢。大公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斌主任。第一个问题,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社会抚养费的去留和如何征收备受关注,请问这个社会抚养费未来会不会统一标准或者下调?第二个问题,“十三五”会对港资医院释放什么样的政策红利,您认为港资医院在补充公立医院医疗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谢谢。王培安:谢谢你的提问,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全面两孩政策前面有个前提,就是计划生育国策要继续坚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要继续实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根据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社会抚养费作为限制政策外生育的制度仍需继续坚持。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也就是2016年元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的决定,尚未处理或者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拟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改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拟修订《办法》中的部分条款。鉴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变化的情况,还需要进行研究评估。据了解,已经修订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省份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地的实际,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制度做出了一些修改完善。马晓伟: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港资在内地合资合作的情况,应该说,港资设立的医疗机构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分为两类,第一是合资合作的医疗机构,这一类医疗机构,我们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并且允许香港的医生有相应资质的即认可准入,可以申办来内地短期行医。同时,我们也以广东等沿海开放省份为基地,建立更多的同港资合资合作的项目,包括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合资合作项目,同时加强香港和内地双方学者的交流和往来。[16:35][马晓伟]:第二类是香港可以独资在内地设立医疗机构。当然,其设置的标准和要求要同内地的单位和个人设置医疗机构的标准相一致,同时需要经过我们的行业准入。这方面的合作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将审批权进一步下放到省里。赵莉:谢谢三位主任的回答,本次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记者。再见。。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央企集团总部层面的公车改革将力争在今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 【宏观 政策】央企用车现状:国资委开会,大院停满奥迪; 某央企领导班子“一人一车一司机” 央企车改开启 2016年底前完成;主要负责人保留公用, 副职责任人可选公车或公务交补,退休离任等取消配车 “没想到退休前,还是赶上了(公车)改革。”开了一辈子车的58岁央企司机李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公车改革逐步深入之时,2月17日,中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中央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下称“意见”)、《中央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两个意见,这标志着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央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央企公车改革给出时间表:集团总部层面6月底前完成 《意见》中明确,“中央企业应当取消与经营和业务保障无关的车辆,可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服务(生产)、商务接待、执纪等实际需要保留适当的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 《意见》并未禁止购置新车,而是对价格和排气量做出明确要求:央企若购置新车,商务车型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价格不得超过38万元(不含购置税,下同),排气量3.0L(含)以下;轿车型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购车价格不得超过18万元,排气量1.8L(含)以下。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等原因必须配备较高标准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的,企业应严格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严格控制数量,集团总部原则上不超过2辆。 同时,《意见》针对不同职级的参改人员,根据保障岗位履职和公务活动需要,分级分类推进改革。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原则上配备公务用车;中央企业副职负责人,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为其配备公车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副总经理们的选择”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央企车改的主要话题。 《意见》明确强调:采取配备公务用车方式的,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公务交通补贴;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方式的,取消为企业负责人配备的公务用车,每月按标准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或者按年度计算的补贴标准内据实报销公务交通费用。 而其他符合公车配备条件的人员(如总经理助理等)全部取消配备公车,实行社会化保障。取消为退休、离任或者调离本企业的人员配备的公务用车,不为中央企业集团总部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其他员工、非本企业人员等配备公务用车。 针对有央企存在的通过借调使用子企业的超标车辆“阳奉阴违”的现象,《意见》特别指出:“不得擅自增加公务用车数量,不得向子企业调换、借用公务用车及转嫁公务用车购置、租赁资金和运行费用。” 中央企业公务用车改革给出了“时间表”:力争今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中央企业集团总部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数量庞大的央企各级子企业如何改革公务用车?《意见》指出,中央企业要统筹协调推进各级子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从严确定子企业的公务交通补贴标准和参改人员范围,合理控制其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的数量和配备标准。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认为,子公司的车改其核心是做到“三个针对”,第一是针对企业本身,分类分级施策;第二是针对企业高管,明确范围标准;第三是针对保留车辆,确保正常经营。 部分央企公车管理不够规范、公车配备范围过大 《意见》中指出,目前仍然存在部分央企公车管理不够规范、公车配备范围过大等问题。 此前,一些央企公车管理存在的问题就曾被指出。 2014年6月,三峡集团在关于中央第九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表示,三峡集团原主要领导离任之前,其配备的奥迪2.8L公务用车已改为接待用车。对个别所属公司在中央严控公车采购标准后仍超标购置轿车问题,在集团范围内进行了通报批评。2015年6月,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在向宝钢集团反馈巡视意见时就曾指出,部分领导人员公务用车超标。而宝钢在当年9月通报整改情况时表示,更换、调整小排量车53辆,领导人员公务用车总数减少38%。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同央企之间公车使用现状千差万别。即便在同一个央企集团内部,子公司因为市场化程度更高一些,车改力度也较央企总部更大。 某能源行业央企在京二级公司办公室主任吴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所在的公司早在2004年就率先于该央企内部试点进行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该企业的车队原本有近50辆公务用车,车改后采取“公司补贴一部分、职工出一部分”的政策将绝大多数车龄较长的公车经过第三方评估,面向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了拍卖,公司只保留了不到10辆车况较新的公车备用,同时不再发放任何交通补贴。 对于改革前后的差异,吴平表示,原先该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上下班都是司机接送,改革后都是自驾车出行;原先仅公司车队就有近30名司机,改革后仅有10人左右;原先公车的日常养护维修费用巨大,拍卖后公司节约了很大一部分开销。 在吴平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前推进央企公车改革的环境,要比十余年前他们“试水”时有利得多。“首先是车作为领导干部私属配置的标签功能减弱了,现在很多员工的私家车都比单位的公车上档次,而且开着私家车想去哪儿去哪儿,何必开公车提心吊胆。其次绿色出行的理念也比以前强了,尤其在北京这种城市,赶时间的话坐地铁也比开车快。” 而在某电信行业央企总部,目前公车使用现状是领导班子成员“一人一车一司机”,配车为奥迪A6L,排气量从2.4L到3.0L不等,此外还有两辆商务车。“司机虽‘名义’上不是专职为领导服务,但因要随时待命保障领导外出,其他人也不敢调用司机,其实就是领导的专职司机。” 该央企某部门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我们公出办事要么开车,要么打车,让单位派车还得填单子走程序,太麻烦。” 而在某电力行业央企总部,记者了解到部门负责人(含)以上层级的领导均配公车,该央企的一位员工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公车使用也反映了企业文化,多数电力企业前身都是政府部门,不光是车的问题,很多方面都是政府机关沿革下来的那一套。” 回忆十年来的车改历程,吴平坦言:“车改要想彻底,主要在领导,根子在观念。” 如何处置车和安置司机? “国资委只要召开个会议,机关大院里基本停满了奥迪,全是各央企的,领导在楼上开会,司机在车里坐着。”李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军描述的场面其实就是车改前央企领导出行的真实写照。如何处置车和安置司机,无疑是央企车改中必须直面的两个问题。 关于车的处置,《意见》明确要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过程中,要优先淘汰使用效率低、运行维护成本高、配置标准明显偏高的公务用车。《意见》还指出,“中央企业要根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转让规定制定统一规范的公务用车处置办法,公开处置公务用车,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这意味着央企自身将是处理车改取消车辆的主体。如何避免公车改革出现阳奉阴违、国有资产流失等情况,保障车改效果,畅通监督渠道得下大功夫。中央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对媒体介绍,除了纪检监察部门加大车改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力度,审计部门加强监督,将改革后公务用车配备和运行维护费用等纳入日常和专项审计监督,还将通过加装卫星定位系统等手段,实现实时动态监管,防止公车私用。 此外,司勤人员作为车改大潮中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其安置问题也受到关注。《意见》要求:中央企业要根据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的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司勤人员岗位,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确定留岗人员。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好与相关司勤人员的劳动关系,保障其合法权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司机的安置问题与司机本人的用工性质息息相关。很多在央企工作多年的司机早已是无固定期限合同,这部分司机普遍年龄较大,“开了一辈子车,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不可能这个时候离开单位。”在央企多年从事司机工作的李师傅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表示。 “后来的很多新司机都是劳务公司派遣的,合同是和劳务公司签的,如果不需要他们了,走(离职)的几率大。”李师傅话锋一转,“不过年轻嘛,到哪儿都有机会。” 此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苏桂锋曾在一个探讨公务车改革的论坛上表示:“(央企车改)主要的目标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这样一个方向,实行规范化的管理,落实责任,健全制度,实施预算管理,推行公务用车的公开透明,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苏桂锋表示,公务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单纯地甩包袱,同时还要保证基本必要的公务出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社会提供比较完善的公交体系、租赁体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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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爱情公寓澎湃新闻报料:4089371-20-4090104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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