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赛车pk10流水返利:哥斯达黎加美洲杯名单:前中超外援36岁高龄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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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05:36:35

【红管家】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国防部官网获悉,总参谋部日前发布一份军事需求单,列有108项具体条目,公开招徕地方优势资源参与部队训练领域先进技术和产品研发。分析认为,这意味军队打破训练保障行业垄断,降低国防采购领域门槛。 全军调研列出军事需求清单 此次公布的军事需求是总参军训部在全军和武警部队中调研产生的,其中既有战伤模拟人、预警机、航母训练模拟器等硬件设备,也有大数据处理、云仿真计算等前沿科技。部队官兵反映,这些器材和技术都是进一步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当务之需。据悉,这108项军事需求是在11月22日落幕的首届军事训练器材和先进技术展上被公布出来的。国防部官网援引总参军训部一位负责人的话,“以如此广度、力度、深度向社会公开进行国防采购招商,在我军发展史上前所未见。” 军地双方将大幅降低“门槛” 据悉,为推动民企“参军”进程,总参谋部构建了涵盖装备模拟、指挥作业、实兵交战、靶标靶弹、空中平台、战场仿真的军事训练器材体系总体框架和关键技术体系,制定了发展指南。报道称,军地双方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探索建立市场准入和分类审查制度,大幅降低“门槛”,打破行业垄断,形成公平有序的采购竞争机制。 此次展览共展出军地单位347个项目,其中地方项目占75%。截至24日,已有117家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递交了意向合作申请,涉及108项军事需求中的106项。 观察 民企生产军备积极性有多高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告诉北青报记者,军民融合发展能够发挥地方科技方面优势,很多地方企业在云仿真计算、大数据处理方面做得很好,而这些方面军民两方面都可以发挥。 其次,军队可以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把资源集中于提高战斗力,用于只有军队使用的、地方没有的、保密程度比较高的装备的开发,这样使得军费的使用更有效率。未来会向民企开放更多方面。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姜鲁鸣与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研究员陶春在中国军工报上撰文指出,发达国家往往是降低军用标准以寻求资本和技术上的节约,而我国则更多是为了吸收本国先进民用技术以提升本国军事技术水平。这也意味着,军民融合对民企来说,门槛更高。 此外,军队内部人士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还表示,有些军备的特殊属性造成市场有限,并不需要那么多,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企业没有利润可图便不愿加入。还有一些产品需要企业做大量前期研发工作,他认为,很少有地方企业愿意承担这些成本。 张军社表示,现在处于探索期,需要通过调研寻找民企与军需的契合点。未来,伴随增大的市场规模,民企将面临更多的机会和要求。 本组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昨天,李克强在水利部考察时详细了解饮用水治理前后的水质变化。图/中国政府网据新华社电 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水利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农村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生存条件李克强首先来到农村水利司,详细了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进展情况,得知今年部署的农村饮水安全任务已基本完成,李克强叮嘱大家,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要保质保量,让群众满意。他强调,对所有的民生工程,各级政府都要担起责任,狠抓落实,务见成效,兑现对人民的硬承诺。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说,努力让所有农村居民喝上干净水,为群众创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政府应尽职责。明年是决战年,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但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针对农村特别是中西部自然条件差、人口居住分散的情况,要注意摸清底数,对遗漏的,也要科学提出目标,如期完成。在此基础上,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统筹谋划,逐步提高饮水安全标准,切实把农村饮水安全成果巩固住、不反复。>>水利工程建设建172项重大工程李克强指出,集中力量建设重大水利工程,像推进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一样,是群众急需、迟早要干的事,是政府应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要利用原材料成本相对较低的时机,按照国务院部署,加快建设关系全局、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特别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重大调水工程、大型水库和节水灌溉骨干渠网,有效解决区域性缺水。在建项目要抓紧建设,具备条件的要尽快开工,正在论证的要加快前期工作,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拉动力。当前,我国近一半农田仍是“望天田”,今冬明春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完善末级渠系,加快解决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水利建设运营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李克强指出,水利建设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在加大政府投入、盘活存量的同时,创新投融资机制,敞开大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推行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等模式,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机制,让民间资本在水利建设运营领域尝到甜头、大显身手。更好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水利的作用,建立合理的水价机制,用改革的红利促进水利事业发展。■现场黄汤变清泉 “两桶水”见证治水成效24日,水利部相关负责人向李克强展示了对比鲜明的两桶水:一桶浑浊的黄汤水,是湖南益阳中鱼口乡百姓过去喝的铁锰超标水,旁边一桶清澈透亮,则是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后,乡亲们喝的干净水。李克强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攻坚战更是保卫战,要确保百姓今后一直喝上放心水。“让百姓喝上干净水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事关政府公信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克强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再解决6000万人饮水安全问题,这是对全国人民的硬承诺,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决不打折扣。在谈到五部门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共治水利时,李克强说,“五龙”治水是为了同一片“天”,这“天”就是老百姓,我们都是靠“天”生存,五条龙不要争来争去,只有团结协作,治水才会见大效。据中国政府网,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时序更替,寒暑易节。有一个富有梦想色彩的特殊日子值得国人停下脚步、共同铭记:两年前的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微博)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为“中国梦”标定了注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自那天起的700多个日日夜夜里,中国的每一个清晨都凝聚着追求梦想的力量,每一个傍晚都饱含着百年梦圆的希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将中国梦放在中国近代史百年沧桑的坐标系之中,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到习总书记在新时期提出中国梦的深刻内涵。100多年前,当心怀强国梦想,企图通过变法维新实现民族自强的谭嗣同喊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时,他的内心无疑是痛苦而无奈的 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自身难保,又何谈实现强国梦?还是100多年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同样心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梦想,然而先天不足的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承担起如此艰巨的重大使命。弥留之际仍惦记民族命运的孙中山只能遗憾地留下诸如《建国方略》这样的空想。“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于峻岭”。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接力棒最终历史性地传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上。共产党人用9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披荆斩棘的建设,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中国也开始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机遇。站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我们将要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急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伟大的事业必然需要伟大的梦想来指引。习总书记在履新之初提出的中国梦,正是适时回应了新时期关于方向的问题。中国梦的提出,让中华巨轮明确了航向,鼓足了动力。“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让中国梦停留于空想,而是在这两年里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和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筑梦之旅。“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过去两年,中华大地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新变化新举措都紧紧围绕着“人民”二字。单独二孩、废除劳教、公车改革、户籍改革、简政放权、财税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几乎每个月都能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在聚焦改革、释放活力的同时,作为筑梦者的中国共产党深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积极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铁腕反腐。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涤荡,收到了扎扎实实的效果。而一系列大老虎的落马,一批批小苍蝇的落网,则让政风为之一新,民心为之一振。为了保障中国梦能够平稳有序地逐步实现,最近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前所未有地标定了法治中国的新方向。这势必将让公平正义的法治之光照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感叹,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正春风化雨般一点一滴地落实在了自己眼前:去政府部门办事越来越简单便捷了,经商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开放包容了,日常工作生活越来越有尊严和自信了。这两年来,通过对党和政府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努力的见证与认可,无论是象牙塔里的青年学生还是写字楼里的上班族,无论是经历丰富的中年人还是饱经沧桑的老年人都开始亲切称呼习总书记 “习大大”。当今中国民众发自内心对领导人的爱戴甚至让不少曾经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外国记者开始发出由衷的赞叹。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成真开始以事实印证了习总书记的话,“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都是相通的”。为了让世界大家庭成员与中国一道筑梦、圆梦,习总书记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走遍了五大洲四大洋,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中国梦的印记。在亚洲,“一路一带”伟大构想正逐步走向现实,造福邻邦;在非洲,中非延续传统友谊,谱写合作新篇;在欧洲,习近平向欧洲成功展现了中国和平、文明、可爱的“醒狮形象”;在美洲,中国跨洋握手,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共话发展蓝图。这两年,中国用“高铁外交”“夫人外交”“主场外交”等一系列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了中国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积极内涵,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外民众理解、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说,从深度斡旋地区热点问题到积极应对埃博拉疫情,中国已经成功地用实际行动让植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梦深入人心。回望古今,放眼世界,世界上少有一个国家有像中国梦这样立足自身,兼济天下的伟大梦想。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梦想”二字其实始终贯穿其中。从孔子的“天下大同”到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再到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都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追求梦想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梦可谓继往开来、承接古今,实现了空间与时间上的空前对接。我们既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人民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富强的国家;还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让世界其他国家共享发展红利。这种胸怀,这种担当,理应获得世界的赞许。过去两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始于2012年11月29日的“中国梦纪元”已经悄然开启,百年梦圆,还看今朝。我们坚信,在未来追梦、筑梦直到圆梦的日子里,只要继续坚定中国道路、发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会早日实现!,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据新华社电 昨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发布当天,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气候司司长苏伟对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解振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大气污染问题将改善。 解振华说,在2030年之前,还是相对减排模式。对中国来说,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要通过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提高适应能力等综合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将编入“十三五”规划,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振华说,关于发展方式,中国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错误,现在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掌握的技术情况、能力制定的,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 释疑 减排和大气治污是何关系? 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在回答“APEC蓝”何时能够成为“新常态”时,解振华称:“到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大大改善,‘APEC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和大气污染大大改善的说法并不存在矛盾。 首先,大气污染物并不等同于二氧化碳。大气污染物的成分复杂,主要包括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PM)、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如苯、甲醛)、臭氧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等)。任何一种成分超标,都可能造成大气污染事件。如上世纪的伦敦烟雾事件元凶是二氧化硫。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解释称,减少污染物和减少碳,会产生协同效应。污染物和碳排放会同时减少,但是并非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减少碳肯定会减少污染物,减少污染物不见得全部会减碳。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 焦点 1 “APEC蓝”能成为“新常态”吗? “措施更准更有力度,就能早一点实现” “APEC蓝”和“新常态”成为当前最热词之一,大家关心何时才能让“APEC蓝”成为“新常态”? 解振华说,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污染,跟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现在我们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协同效应,且成效显著,2013年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分别下降0.6和0.4个百分点。 “到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大大改善,‘APEC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题。”解振华表示,北京在APEC期间能够出现这种天气,说明只要采取措施,空气质量是能够改善的。短期实施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影响,但把时间拉长,让措施更准更有力度,就能早一点实现“APEC蓝”。 2 离“APEC蓝”常态化还有16年? “目标实际是建立一个倒逼机制” 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两国宣布了各自的行动目标。其中,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国到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并努力减排28%。 解振华说,中美两国制定的不同减排目标是根据各自国情作出的决定,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应该说这个联合声明是双赢的,是两国合作的一个亮点,也对多边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是2030年左右,而不说2030年之前呢?解振华解释说,到2030年还有16年,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其间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或者数字,实际上并不科学。但我们明确要努力争取,尽可能早地实现目标。” 解振华认为,中国确定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促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现在关键是要采取行动。对中国公布的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何时能建立? “争取2016年开始运行;7试点省市成交额已突破5亿” 据苏伟介绍,中国从2011年开始启动了7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过两到三年,这些试点从机制建设、法制建设、规则建立、交易平台建设等都已完成,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已陆续上线交易,总体起步较为平稳。根据当天发布的报告,截至2014年10月底,中国7个试点省市碳交易市场共交易1375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突破5亿元。 苏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推动立法进程,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同时进一步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争取在2016年开始运行。 “这肯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逐渐积累探索、不断改进。”苏伟说,“我们希望到‘十三五’末的时候,能够有相对比较成熟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据新华社本报讯(记者 王斌 赵婷婷)昨天下午4时,本市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随后,市气象台发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北京平原地区将出现中度霾,能见度较低,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城六区及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将达到六级严重污染水平。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冬首轮寒潮将于本月底下月初来袭,北京下周将挑战-10℃低温。 昨天本市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逐渐累积。北京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4时,房山、门头沟等西南部地区的PM2.5浓度已经达到340微克/立方米,比上午8时翻了两倍多。南三环西路的PM2.5浓度也上升至331微克/立方米。 昨天下午4时,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达到六级严重污染水平。随后,市气象台发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本市有中度霾,南部地区将达到重度霾,部分地区还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从明天早上开始,受冷空气影响,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或消散,空气质量也会有所转好。但是,后天的污染物扩散条件仍旧一般,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 相关新闻 中国大气污染2030年将会改善 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昨天表示,根据制定的减排目标,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大气污染问题将改善。 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中,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解振华说,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这一目标将编入“十三五”规划,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振华说,北京在APEC期间的天气让大家看到,只要采取措施,空气质量是能够改善的。短期实施可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但可把时间拉长,让措施更准更有力度,早日让“APEC蓝”常态化。
北京赛车pk10流水返利【编者按】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撰文悼念去世的妻子李英华,他写道:“我的夫人李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全文如下:我的终身老伴英华辞世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她的音容笑貌、她的高尚美德、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时刻在我脑海中盘旋,难以忘却。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相同的青少年时期英华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十二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抗日政府保送抗属小学、抗日中学学习。我们所在的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处在鲁西南游击区,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就学习,无非是听听报告,发点教材,自己学习。一打起仗来就以支援前线搞战勤工作为主。男孩主要从事为前线押运粮草,征收公粮,带担架队等。女孩主要从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三中有个文工团,英华是这个文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当时解放区经常演出的“血泪仇”“模范家庭”等话剧中,她都扮演重要角色。与她同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几位老同学、老太太都还健在。英华1943年到三中,我1945年1月到三中,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6岁。英华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我们都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们的爱情1945年夏,我和英华都被派去野战医院照顾刘、邓大军第一次龙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在为伤员服务中,由于重伤员通常赤身露体,有些事女孩去作不方便就让男孩去替换,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三中,英华是高材生,考试经常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作文,老师给她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诗的散文,散文的诗,全校之冠”。我入党后就被任命为区队长,与英华接触比较多,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爱情是真诚的纯洁的,但我们相恋路子并不平坦,我们受过委屈,并曾蒙受不白之 。但一切这些,并未把我们拆散,而是使我们的爱情更加牢固了并结为终身伴侣。我们的婚礼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田纪云同李英华婚后第一张照片,1949年2月摄于菏泽。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完成了带担架营支援前线的任务之后,被提升为正营职干部,战勤总指挥部领导批准我同李英华结婚。我兴高采烈,11月13日就骑马到了英华母亲所在地今河南省范县的子路堤。当时的我身无分文,什么东西也没买,就带了一床盖了多年的、被里被面都是白粗布的被子。我来与英华结婚,英华一家人十分高兴。英华的母亲从政府发的救济物资中给了我们一床被面,让我们把被子换一下。14日中午,英华的母亲做了四个菜,一家人围着灶台吃了顿饭。英华的母亲即我的岳母拿出十元钱(边区票)让英华交给冀鲁豫九专署食堂买几斤肉改善下生活,我和英华同大家一起吃顿饭热闹一下,专员还讲了几句祝贺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婚礼。到老了我有时同老伴开玩笑,咱们俩要离婚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因为结婚也没手续,一没介绍人,二没证婚人,三没结婚证,要离婚提起包走就是。她哈哈一笑。渡江南下1948年秋,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 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迅即进行部署,组织南下队伍,办法是个人报名、组织批准。条件是:第一年轻,第二有一定文化知识,第三最好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如果是干部,没有孩子拖累也可以报名。很快从8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57个县市抽调3960名干部和2027名勤杂人员,共5987人,组成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南下。当时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任总会计,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带担架营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听了号召南下的动员报告后立即报名并被批准南下,成为南下支队的一员。当时我刚满十九岁,已有四年党龄,是南下支队中最年轻的营职干部之一。1949年,随田纪云一起南下的李英华。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任总会计,我的爱人听说我报名南下,怕我把她丢下,迅速从范县赶来菏泽要求与我一起南下。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英华已经怀孕了,行军至合肥才发现英华怀孕了。但不敢声张,怕领导知道了会送回北方。南下途中,组织上交给我和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五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英华也圆满完成了任务。英华是怀着孩子以艰韧不拔的精神完成组织分配任务的。(详情请参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前言)贤妻良母英华是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她诚实厚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她勤俭节约,不乱花一分钱;她公私分明,不贪不占,两袖清风;她疼爱子女,但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护短。英华对我们田家的最大贡献是为田家养育了四个子女,让田家后继有人。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是她在1949年4月怀着孩子渡江南下赣东北继而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步行2000多公里途中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生下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五十年代在贵州省出生的。在怀第二个孩子时,她患了肺结核,吐血,当时对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只有吃中药,有人介绍了一个偏方,吃大蒜,她一日三餐都吃大蒜,晚上睡觉怕薰我,天天夜里戴口罩睡觉,半年后肺结核竟然好了,钙化了,直到晚年没有再犯。对孩子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只是性格孤僻点,不愿同其他小孩子玩,所以,我给她起个名字叫“乐群”。20世纪50年代初的田纪云,1950年摄于贵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俩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杀鸡、宰兔之类的事必须由我来干,英华杀鸡杀不死,把鸡扔地下鸡还会跑。宰兔更是下不了手。我给英华开玩笑说,看来一个家庭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她说,四个孩子你来带,没女人更不行。但我治家有条原则,不管钱,也不要权,在家一切老伴说了算,我封英华为“家庭总理”。所以,我们六十六年的共同生活,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打过仗,也没说过粗话。年轻时性子急,偶尔吵架、怄气是有的,一般是我说几句好话、道个歉了之。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在被批斗的日子里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详情请参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前言)戒烟的故事三年困难时期我学会了抽烟,开始烟瘾不大,抽的少,一般两天一包。但到了七十年代,烟瘾越来越大了,一天两包,开起会来,你给我,我给你,就更多了。由于抽烟过多引起喉炎,每天天不亮就咳嗽,床头上放个痰盂吐痰。时间久了影响英华睡觉。“有钱难买黎明觉”,她正睡得香的时候我咳嗽起来了,为此,她多次劝我戒烟,我也觉得抽烟没好处,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戒烟都是三、五天后烟瘾复发,先是当“伸手牌”,给别人要烟抽,要几天不好意思了,就自己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先后戒了五次都不成功。全家福,1975年春节摄于成都。1978年秋在成都,英华对我早晨咳嗽影响她睡觉实在憋不住了,发火了,把我一整条烟从窗口扔到大街上去了,另外两小包扔在地板上用脚搓了。面对此景此情,我没生气而是以笑置之。因为我觉得自己理亏,没实现自己的承诺。从此,我下决心非把烟戒掉不可。未料刚戒烟三、五天,正在吐苦水的时候,接到财政部电话,要我参加由张劲夫同志(时任财政部长)为团长的出国考察团,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我很快到指定的地点即北京市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报到,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准备。一天,代表团管生活的同志来问我:“你抽烟不?代表团对抽烟的同志每人发六条‘中华牌’烟,三条带过滤嘴的,当着外国人的时候抽,三条不带过滤嘴的,自己在房间时抽”。他问我要不要?哎呀,这下愣住了。要还是不要,要,前功尽弃,不要,心里发痒,六条“中华牌”呀,难得呀!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你吧。这天夜里没睡好觉,思想斗争一夜,最后还是下决心不要。就这样,在国外来去一个月,与外国人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当“伸手牌”,吐了十多天的苦水(烟油味),我戒烟成功了,天大的好事,至今己三十六年了,从来不沾烟的边。这是老伴英华的功劳。1999年7月田纪云、李英华夫妇在北戴河留影田纪云、李英华夫妇切蛋糕庆贺二人“钻石婚”英华“走”了 英华患有口腔干燥综合症,多年来服用激素,不时发生低烧住院。但一往住院一般是打几天吊针,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最后一次住院是2014年3月20月,这次有点不同,经北京医院组织会诊,确认她患心脏动脉馏,而且发展很快。由于年事己高,不能动手术,也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保持血压稳定、情绪稳定、生活规律等办法,延长生命。经与院方商量,我决定把她接回家来疗养。在家疗养的好处是,她每天可以见到亲人,情绪会好些:二是她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吃的会可口些。4月3月上午我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住。开始一段时间还好,每天在别人帮助下还能穿上衣服,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吸点氧气,同家人一块吃饭。但最后一周就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了,不能吃饭了,只能靠吸营养液维持生命了,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了。但她的头脑一直清楚,还能写一两句话,吩咐点什么。2014年4月份,田纪云同病重的夫人李英华在一起。5月2日晚,我躺在她身边睡觉时,她伸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手,这时她可能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要与我告别了。夜间11点我第一次起来看她,她把被子都蹬了,我给她盖上,这时还是正常的。下3点我第二次起来看她,她又把被子蹬了,我又给她盖上,这时也是正常的。我第三次起来看她是零晨5时25分,这次不同,她像沉睡一样不动了,我摸摸她的前额和手,凉了。摸摸身上还热。我立即叫女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半小时后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了,英华走了。英华走了,我痛苦万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华走的很安祥,没有遭受多少痛苦;再是在她病重期间,我和大女儿始终守候着她,她走在我身边,我亲自把她送上了“天堂”。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华从1947年会计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不论是在财政部门工作还是在银行工作,基本上都是从事财会工作。1981年1月我调国务院工作,她也随之于4月调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财会部工作。英华辞世后建设银行总行对她的一生作了如下评价:“1981年4月,她调到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先后担任财务会计部处长、副主任等职务。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的专家,她充分发挥自身的专家素养、组织能力和基层务实经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开展了基建财务、经费会计制度建设及财务核算等工作,为推动建设银行财会管理由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变、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财会体制,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专业专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同事的尊重和爱戴。1986年3月,她主动申请离休,为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她的很多工作业绩和感人事迹,至今还为建设银行员工口口相传。“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英华同志在73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事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她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她顾全大局,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她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李英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和奋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们为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而感到万分悲痛!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将激励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努力奋斗。”这就是组织上为李英华同志的盖棺定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王振宇律师在接手呼格吉勒图案7年后终于看到了本案卷宗 王振宇律师说“呼案卷宗”具体内容尚不能对外公布“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日宣布,经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原审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但由于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亡,本案将依法采取书面审理方式,不开庭审理。目前该案重审程序正在进行中。呼格吉勒图方代理人之一、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刚刚完成卷宗查阅,正在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昨日,王律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前天他已向内蒙古高院寄出了“力主将此案改作开庭审理”的建议和申请,目的是为让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能成为司法公开的一个经典样本。”当时就知道这案子没个头儿王振宇在2007年就介入了这起“悬案”,为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代理申诉案件的重审。2005年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供述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图“4 9奸杀案”的真凶,随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长达9年的上访申诉。王振宇回忆说,内蒙古高院的人对夫妇两人也很同情。但出于种种原因,案件重审还是迟迟没有启动。记者:您在什么情况下接手了这起案件的代理工作?王振宇:2007年的时候,有采访过此事的记者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当事人,说当地的律师“可能会受到干扰”。记者:在代理申诉的过程中,您和内蒙古政法系统有何接触?王振宇:我当时到了当地,先见了首先爆料的新华社记者,见了疑似真凶的赵志红写下的“偿命申请书”,确定了有这个冤案。但之后我联系法院要看案子的卷宗,却被告知“没有”,所以我就没有阅到过案卷;找当地的代理律师,也说没有。当时内蒙古高院的人还是在躲着这个事,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当时我就判断这个事,一时半会儿没个头儿。倒也没有碰到谁来主动干扰,但他们不理你也就是干扰了。因为你摸不着边嘛。记者:呼格吉勒图父母请的第一任律师曾表示,走正常程序“太难了”。王振宇:我也是同样的判断。当时去了一看这情况就觉得,没用。知道只有把这个事情变为社会热点,才有可能去启动它重审。这么多冤案,为什么要对这个再审?必须得引起关注,通过各种资源的支持形成民意。我们的司法是重视社会效应的。记者: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王振宇:第一,我国是两审终审制,而重审,本身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它是很特殊的,本身就很难;第二,你想推翻一个已经生效的、把人执行了死刑的判决,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律师又不是侦查机关,掌握资料占有资料的能力就不足,另一方面当地的政法系统即便不是有意识地施加阻力,至少也是不情愿的,要人家自己纠正自己,人家是没有积极性的;第三,我们的司法是不断进步的,所有按照现在的标准看来,过去的案件审理存在一些瑕疵,现在如果开了这个先河,今后的量就会很大;第四,重审对一些人的利益也会产生影响。何不让案件更公开透明呢?上周末,王振宇刚刚从呼和浩特带着内蒙古高院提供的案卷回京,这是他代理该案7年来第一次查阅到卷宗。在按照“书面审理”的程序提交辩护方的辩护意见之前,王振宇首先给内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他认为只有对重审作开庭审理,才能行使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实现司法公开。记者:目前案件重审所采用的书面审理,是怎样的?王振宇:这就是一个“关起门来”审理的过程。内蒙古高院会组成一个合议庭,他们把案卷拿来研究、来讨论决定怎么判,那就没你什么事了。他们可能会让辩护律师提交意见,但只是拿来参考,双方之间没有交流。再比如,合议庭会进一步找什么证人,而这些程序作为律师就完全不知情了。所以我昨天刚刚向内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建议,希望还是能开庭审理。做好事为什么不公开做呢?记者:对该案的重审进行开庭,有什么好处?王振宇:有很多。比如,在法庭上,辩护人有机会针对各种情况进行发言,申诉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受害人的代理人也可以表达。这样案件的各方意见能得到充分表达,对司法公开,对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律师辩护权的行使都是充分保障。闭门书面审理没有一个详细的模式,而开庭的话就会有很多规定,会通知公诉方、代理律师和证人到场,会有发言的顺序。内蒙古那边,很多人在接受采访中说了很多关于案情的东西,但这些内容如果不作为证词进入到司法裁量中,那它们就是无效的。所以我现在要申请他们出庭做证人,这只有开庭才能做到。很多证人都需要出庭,比如当时赵志红的办案民警、当年办案的检察官、笔录中的讯问人员。大家都觉得重审很快就会出结果了,会翻案了。但是你要知道,翻案也有两种翻案 一种叫“疑罪从无”,根据材料来审,不能证明他犯了罪,就把原判推翻了;还有一种是,通过明确查清了事实来推翻。这在法律上是两回事。如果只是书面审的话,做到后一种查清事实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记者: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这起案件的重审更加引人关注了。王振宇: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复查,一方面又关起门来“书面审理”,本身就有点矛盾。你立案公开了,回头结果也公开了,但就是审理的关键过程不公开?既然这个案件的标本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何不让它更公开更透明呢?司法公开,就该拿这个案件当个标杆。所以我给内蒙古高院的建议书中写道:拿出你们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人们以信心。希望结果不是“疑罪从无”目前王振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翻案持乐观态度,他透露说家属目前只是希望查明真相,还呼格吉勒图一个清白,对申请国家赔偿还在考虑中。另外,对当时的办案人员,呼格吉勒图的家属也有很大的抱怨。王振宇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记者:怎样才能做到“查清事实”,而不仅是“疑罪从无”?王振宇:我昨天发给内蒙古高院的另一个建议,就是要调取关于赵志红案和呼格吉勒图案的所有证据 尤其是赵志红案。记者:内蒙古高院方面曾表示调查取证很困难。王振宇:如果说调取呼格吉勒图案的证据,确实难。但是可以调赵志红案件的证据啊。把它们收集过来,纳入到这个案件的审查,把他的案件的相关细节跟呼格吉勒图案相印证、两厢确认,证明不是呼格吉勒图干的,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不能被杀两次,如果能证明是赵志红杀的,就能把呼格吉勒图给排除了。这就从“疑罪从无”提升到了查清真相。记者:在8年前对赵志红案件进行审判时,公诉意见中单单少了“4 9奸杀案”。王振宇:对,但这个案件的卷宗全都有,当时公安肯定对他的案子侦查了,即便是当时审理中断了,要补充侦查,那些证据也应该有。就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就我拿到的8本案卷,里面除了新近的的再审立案决定、判决书这些浅层次的材料,其余的都是原先的侦查和判决材料,很多互相重复的内容,但就是没有赵志红的,也没有形成新证据。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急切地申请调取证据。我作为律师也可以去收集证据,但那还要法院来质证,而法院自己调取来证据的话,确认性就更强一些。目前只是审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卷宗还是少,证据种类很单一,很难查清不是他做的 也许最后不能确定是他做的,“疑罪从无”,但我们是希望确定不是他做的。记者:也就是说最终翻案希望很大,只是定性不一样的问题了?王振宇:我对最终实现翻案还是乐观的。这是从社会潮流上来判断的,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国家承认了司法是在不断进步的,承认了这个历史和现状,那现在案件重审的启动方面,门槛是不是应该更低些?事情刚刚出来时,有媒体说呼格吉勒图案是“内蒙古版的聂树斌案”。现在内蒙古版的都有希望了,原版倒还没有动静。记者:这起案件对司法改革有何启示?王振宇: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以往我们实行错案追究的制度,追求破案率和判决率作为考核指标,这都会让问题发生。尤其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它的本意是对办案过程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却让错案的翻案变得更难。与其强调这个,不如把司法建设得更缜密,将发生错案的几率降到最小。文/本报记者 薛雷张洋 年底“突击花钱”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干部奢靡之风在作怪,而是具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顽症 再过几天,就要进入2014年倒计时的节奏了。每每此时,学生们开始想着放寒假,农民工准备返乡过年,商家店铺都会有年终盘点,而一些政府部门官员也会翻开财务账单,盘算着如何将预算余额用完。 这就是年底“突击花钱”。据媒体报道,10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1至10月,全国财政支出约11.4万亿元,完成预算74.2%;按照年初2014年全国财政支出153037亿元的预算,11月和12月全国财政支出将高达39484亿元。于是,问题来了,还剩近4万亿,年底怎么花? 其实,年底“突击花钱”的财政现象并非“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了,中央每年三令五申,媒体每年口诛笔伐,但年底“突击花钱”也总是年复一年的出现。究其原因,众所周知的便是“今年没花完、来年少给钱”的基数预算制度。长期以来,根据法律规定,地方政府部门每一年的预算都是视上一年度收支情况而定的,如果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0万元,只花了800万元,节约下来的200万元不仅全部上交,而且第二年的预算可能会因此削减为800万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面对这样的制度,恐怕鲜有政府部门是和“钱多多”过不去的。 与此同时,也许有人会问,都到年关了,政府部门为何还剩4万亿元?为何不在预算编制时就堵住这一漏洞? 其实,每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会听取和审议预算报告,与此同时,也存在代表“看不懂”“看不完”预算报告的情况,特别是短短几天之内,要对一个上百亿的项目“简明扼要”的财政资金投向进行准确把握,要在一叠厚厚的预算报告中审出问题,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基于这种预算监督的失位,个别地方政府部门在年初预算编制时,或者好大喜功、上报大项目,或者见利忘义、虚报项目,努力让自家的“钱袋子”鼓起来。 话说回来,年底“突击花钱”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方财政的“丰衣足食”,实际上基层“等米下锅”问题依然突出。按照惯例,每年全国人大在3月份才批准中央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的钱拨付到地方时已经是第三、四季度。管“钱袋子”的和花钱的严重不同步,也会逼迫地方政府部门在一年中花钱时“前紧后松”,这不仅不能说明“钱多多”,反而会影响经济民生项目必要性的建设开发。 整治年底“突击花钱”,势在必行。如今,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背景下,在党纪国法齐头并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官员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恐怕难以再现了。因此,年底“突击花钱”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干部奢靡之风在作怪,而是具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顽症。未来,各级人大应严格按照预算法,进一步扎紧“钱袋子”,仔细审查各地各部门上报的项目;进一步简化财政预算的决策程序,在确保科学性的前提下,为财政“蛋糕”的切分争取更多时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立法体制。这是党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要求,对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充分认识完善立法体制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要意义立法体制是关于立法机关的设置、立法权限的划分以及立法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总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200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法,对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法的适用规范和备案审查作出全面规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现行立法体制也出现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求完善立法体制。当前,改革发展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总结以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需要通过立法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进程、推动科学发展。《决定》明确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就要求,凡是改革举措涉及法律立改废的,及时启动立法程序;立法条件暂不成熟而实践又迫切需要的,由有关方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的方式先行先试,待条件成熟,再及时制定或者修改法律。适应这一要求,必须完善立法体制,增强立法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要求完善立法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都对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通过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发展中实际问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立法的评价标准已经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问题。衡量立法质量的高低,要看法律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完善立法体制,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立良善之法,立管用之法,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决立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完善立法体制。同新形势新任务对立法工作的要求相比,当前立法工作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有的法律法规准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强;有些重要领域的法律法规还有缺失,有的没有因形势变化而及时修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够协调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完善立法体制,合理配置立法资源,明确划分各层级立法权限,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规范立法活动,综合运用立改废释多种方式,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完善立法体制的核心和根本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党集中了人民意愿的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等重大问题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对国家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实行政治即方针政策的领导,立法就是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立法中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决策权在党中央,必须由党中央统筹协调,经党中央讨论决定,以确保重大立法决策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比如,涉及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人权、国家安全等方面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如制定立法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修改选举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有关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报告、由党中央讨论决定。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难以协调形成共识,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由党中央决策。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的每届立法规划,涉及一个时期通过立法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安排和部署,也要报党中央批准。此外,在实际工作中,国务院有关方面在起草法律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也是由国务院报告党中央作出决策。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宪法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是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依照法定修宪程序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修改宪法的建议历来都是由党中央提出的。比如,1982年宪法的4次修改都是由中央政治局提出修改宪法的意见、提请中央全会讨论通过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经法定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立法体制的主要举措为落实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决定》就完善立法体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人大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决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评估,对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决定》指出,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机关主导,有关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也有利于加快立法进度、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还可以探索委托有关专业单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队伍。《决定》对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立法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下大气力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机制,积极推进干部交流。《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这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要求。《决定》还提出,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这也是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增强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此外,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还要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草案的次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一是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要按照《决定》要求,不断完善有关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一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二是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决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起草过程中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责任,防止部门争权推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问题,《决定》提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起草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进行,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不得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还要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完善立法协调沟通机制。立法涉及权利利益关系的调整,立法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协商过程。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协调沟通,理顺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项、起草和审议的各环节,起草单位和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并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部门间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牵头起草单位要在深入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商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努力取得共识;必要时,由决策机关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社会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第三方评估,也可以对一些有重大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决定》要求,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解释法律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法律解释具有针对性强、反应及时、便于操作的特点,可以根据改革要求和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予以明确,从而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和改革的需要,通过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7个法律解释,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法律解释出台后,各方面普遍给予好评,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国家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的相关设定权也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赋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权。对此要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总的精神是,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立法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还有233个其他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项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可以考虑在界定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加强立法监督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具体步骤和时间可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其立法工作机构能力等因素确定。王振宇律师在接手呼格吉勒图案7年后终于看到了本案卷宗 王振宇律师说“呼案卷宗”具体内容尚不能对外公布“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日宣布,经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原审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但由于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亡,本案将依法采取书面审理方式,不开庭审理。目前该案重审程序正在进行中。呼格吉勒图方代理人之一、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刚刚完成卷宗查阅,正在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昨日,王律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前天他已向内蒙古高院寄出了“力主将此案改作开庭审理”的建议和申请,目的是为让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能成为司法公开的一个经典样本。”当时就知道这案子没个头儿王振宇在2007年就介入了这起“悬案”,为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代理申诉案件的重审。2005年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供述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图“4 9奸杀案”的真凶,随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长达9年的上访申诉。王振宇回忆说,内蒙古高院的人对夫妇两人也很同情。但出于种种原因,案件重审还是迟迟没有启动。记者:您在什么情况下接手了这起案件的代理工作?王振宇:2007年的时候,有采访过此事的记者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当事人,说当地的律师“可能会受到干扰”。记者:在代理申诉的过程中,您和内蒙古政法系统有何接触?王振宇:我当时到了当地,先见了首先爆料的新华社记者,见了疑似真凶的赵志红写下的“偿命申请书”,确定了有这个冤案。但之后我联系法院要看案子的卷宗,却被告知“没有”,所以我就没有阅到过案卷;找当地的代理律师,也说没有。当时内蒙古高院的人还是在躲着这个事,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当时我就判断这个事,一时半会儿没个头儿。倒也没有碰到谁来主动干扰,但他们不理你也就是干扰了。因为你摸不着边嘛。记者:呼格吉勒图父母请的第一任律师曾表示,走正常程序“太难了”。王振宇:我也是同样的判断。当时去了一看这情况就觉得,没用。知道只有把这个事情变为社会热点,才有可能去启动它重审。这么多冤案,为什么要对这个再审?必须得引起关注,通过各种资源的支持形成民意。我们的司法是重视社会效应的。记者: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王振宇:第一,我国是两审终审制,而重审,本身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它是很特殊的,本身就很难;第二,你想推翻一个已经生效的、把人执行了死刑的判决,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律师又不是侦查机关,掌握资料占有资料的能力就不足,另一方面当地的政法系统即便不是有意识地施加阻力,至少也是不情愿的,要人家自己纠正自己,人家是没有积极性的;第三,我们的司法是不断进步的,所有按照现在的标准看来,过去的案件审理存在一些瑕疵,现在如果开了这个先河,今后的量就会很大;第四,重审对一些人的利益也会产生影响。何不让案件更公开透明呢?上周末,王振宇刚刚从呼和浩特带着内蒙古高院提供的案卷回京,这是他代理该案7年来第一次查阅到卷宗。在按照“书面审理”的程序提交辩护方的辩护意见之前,王振宇首先给内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他认为只有对重审作开庭审理,才能行使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实现司法公开。记者:目前案件重审所采用的书面审理,是怎样的?王振宇:这就是一个“关起门来”审理的过程。内蒙古高院会组成一个合议庭,他们把案卷拿来研究、来讨论决定怎么判,那就没你什么事了。他们可能会让辩护律师提交意见,但只是拿来参考,双方之间没有交流。再比如,合议庭会进一步找什么证人,而这些程序作为律师就完全不知情了。所以我昨天刚刚向内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建议,希望还是能开庭审理。做好事为什么不公开做呢?记者:对该案的重审进行开庭,有什么好处?王振宇:有很多。比如,在法庭上,辩护人有机会针对各种情况进行发言,申诉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受害人的代理人也可以表达。这样案件的各方意见能得到充分表达,对司法公开,对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律师辩护权的行使都是充分保障。闭门书面审理没有一个详细的模式,而开庭的话就会有很多规定,会通知公诉方、代理律师和证人到场,会有发言的顺序。内蒙古那边,很多人在接受采访中说了很多关于案情的东西,但这些内容如果不作为证词进入到司法裁量中,那它们就是无效的。所以我现在要申请他们出庭做证人,这只有开庭才能做到。很多证人都需要出庭,比如当时赵志红的办案民警、当年办案的检察官、笔录中的讯问人员。大家都觉得重审很快就会出结果了,会翻案了。但是你要知道,翻案也有两种翻案 一种叫“疑罪从无”,根据材料来审,不能证明他犯了罪,就把原判推翻了;还有一种是,通过明确查清了事实来推翻。这在法律上是两回事。如果只是书面审的话,做到后一种查清事实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记者: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这起案件的重审更加引人关注了。王振宇: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复查,一方面又关起门来“书面审理”,本身就有点矛盾。你立案公开了,回头结果也公开了,但就是审理的关键过程不公开?既然这个案件的标本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何不让它更公开更透明呢?司法公开,就该拿这个案件当个标杆。所以我给内蒙古高院的建议书中写道:拿出你们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人们以信心。希望结果不是“疑罪从无”目前王振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翻案持乐观态度,他透露说家属目前只是希望查明真相,还呼格吉勒图一个清白,对申请国家赔偿还在考虑中。另外,对当时的办案人员,呼格吉勒图的家属也有很大的抱怨。王振宇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记者:怎样才能做到“查清事实”,而不仅是“疑罪从无”?王振宇:我昨天发给内蒙古高院的另一个建议,就是要调取关于赵志红案和呼格吉勒图案的所有证据 尤其是赵志红案。记者:内蒙古高院方面曾表示调查取证很困难。王振宇:如果说调取呼格吉勒图案的证据,确实难。但是可以调赵志红案件的证据啊。把它们收集过来,纳入到这个案件的审查,把他的案件的相关细节跟呼格吉勒图案相印证、两厢确认,证明不是呼格吉勒图干的,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不能被杀两次,如果能证明是赵志红杀的,就能把呼格吉勒图给排除了。这就从“疑罪从无”提升到了查清真相。记者:在8年前对赵志红案件进行审判时,公诉意见中单单少了“4 9奸杀案”。王振宇:对,但这个案件的卷宗全都有,当时公安肯定对他的案子侦查了,即便是当时审理中断了,要补充侦查,那些证据也应该有。就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就我拿到的8本案卷,里面除了新近的的再审立案决定、判决书这些浅层次的材料,其余的都是原先的侦查和判决材料,很多互相重复的内容,但就是没有赵志红的,也没有形成新证据。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急切地申请调取证据。我作为律师也可以去收集证据,但那还要法院来质证,而法院自己调取来证据的话,确认性就更强一些。目前只是审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卷宗还是少,证据种类很单一,很难查清不是他做的 也许最后不能确定是他做的,“疑罪从无”,但我们是希望确定不是他做的。记者:也就是说最终翻案希望很大,只是定性不一样的问题了?王振宇:我对最终实现翻案还是乐观的。这是从社会潮流上来判断的,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国家承认了司法是在不断进步的,承认了这个历史和现状,那现在案件重审的启动方面,门槛是不是应该更低些?事情刚刚出来时,有媒体说呼格吉勒图案是“内蒙古版的聂树斌案”。现在内蒙古版的都有希望了,原版倒还没有动静。记者:这起案件对司法改革有何启示?王振宇: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以往我们实行错案追究的制度,追求破案率和判决率作为考核指标,这都会让问题发生。尤其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它的本意是对办案过程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却让错案的翻案变得更难。与其强调这个,不如把司法建设得更缜密,将发生错案的几率降到最小。文/本报记者 薛雷。
驻中组部纪检组党支部第一党小组召开组织生活会 驻中组部纪检组办公室一角 纪检组入驻北京西城区南横东街中央组织部综合楼 昨天,中央纪委网站的“近距离”栏目走进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揭秘这一机构如何开展监督工作。纪检组入驻以来,重要时间节点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送廉政提醒已经成为常态。综合监督单位的每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还会收到打印版的短信内容提醒。 三家监督单位在京外 去年3月25日,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进驻中央组织部,负责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和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5家单位。去年11月,《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的方案》通知明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由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负责综合监督。 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干部学院分布在京外三个省市,这在中央新设立的7家纪检组中是唯一的,在原有的中央纪委派驻机构中也是没有的。 刚一入驻,纪检组从调研入手,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对监督对象的约谈,掌握各家单位主要业务和干部队伍情况。中央组织部是纪检组驻在部门,采取逐一调研约谈的方式。组长喻红秋与部务会成员逐一进行交流沟通、与部分局级干部谈心,纪检组分别到每个局级单位进行调研,对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集体约谈。对中央党校,纪检组采取分组调研约谈的方式。组领导分别带队,分3个组到党校调研,与校委会成员、局级单位一把手及部分部门的副局级干部进行个别谈话,了解人员、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提出要求。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干部学院都在京外,纪检组采取集中调研约谈的方式。组长喻红秋带队,到每个学院利用几天时间,沉在学院了解情况,谈话人数共59人。 13名干部有4人来自纪检监察系统 “中央组织部是中央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中央党校和三所干部学院是我们党培养领导干部的重要阵地,监督这样几家单位,我们既感到组织的充分信任,也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驻中组部纪检组组长喻红秋说。 在纪检组13名干部中,只有4人来自纪检监察系统,9人从未从事过纪检监察工作。相互“补课”同步进行。过去从事过纪检工作的同志传授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和经验,过去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分享介绍组工系统的情况与体会。“正是这种相互的学习交流,促进了大家的共同成长,也让整个纪检组的‘软实力’不断增强”。纪检组办公室同志对此深有感触。 纪检组副组长赵宝江表示,“我们注重加强同中央纪委相关纪检监察室、驻在部门机关纪委等单位联系,既分工负责,又协同配合。比如第一次开展纪律审查时,我们‘回家’寻求帮助,纪检监察室立即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援。” “对综合监督单位的要求严,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就要更严”,这已经是纪检组全体人员的共识。离京报备、出门提醒、回来报告,一项项规矩在纪检组形成了习惯。《会议制度》《文件管理办法》《问题线索材料管理规定》等一批制度相继出台,大事小情有章可循。 吃饭时有人咨询能否收取网球票 入驻后,纪检组与中央纪委相关纪检监察室、信访室、中直纪工委、各家单位机关纪委、三所干部学院所在省(市)纪委、省(市)直机关纪工委等单位一一对接,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收集汇总反映局级干部信访材料和处置情况。经过核查,4名局级干部受到纪律处分,2名局级干部接受诫勉谈话。 2015年下半年,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一场特殊的警示教育会。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将查处的局级干部违纪案例在会上向各局局长、支部书记和纪检委员做了通报。 “过去一直认为自己身处这样严管的部门,不太可能犯错,思想深处拒腐防变意识不太强,通过纪检组查办的案例,切切实实感受到,违纪行为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央组织部一位党员干部表示。 有时根据情况还要有意识放大工作效果,起到教育警示作用。纪检组副组长罗兴平介绍,收到一个干部的反映,但是反映的问题过于笼统,难以查证核实,需要进行谈话函询,这个时候规定动作是由其本人作出说明并请领导签字,“实际工作中,我们有意识地把过程搞‘细致’一点,先找他的领导,说要函询一下,给领导也提个醒,让领导注意到这些事,放大监督的效果。” “现在有时中午在食堂吃饭,也会有驻在单位的同志来咨询,如询问能否收取同学赠送的网球票,能否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等问题。”纪检组的工作人员说,“纪律就在身边,纪检组就在眼前”的观念正在监督单位的干部职工中悄然形成。 本组文并图/中央纪委网站 链接 短信发送的廉政提醒讲什么? 今年元旦前一天,中央组织部机关党员干部的手机上纷纷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按照中央和中央纪委要求,各位党员干部节日期间要自觉遵守各项纪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各项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规守纪,抓好本单位节日纪律要求的落实。祝大家廉洁、文明、节约、快乐过节!” 短信的落款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机关纪委”。 同样收到短信的还有中央编办、中央党校和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的党员干部。而这样的短信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收到。 纪检组入驻以来,重要时间节点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送廉政提醒已经成为常态。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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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1: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发生暴力纳入治安、刑法调整征求意见稿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视为家庭暴力。专家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薛宁兰表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具有婚姻、血缘、扶养等亲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根据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说明,有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看点2:发现家暴未报案或将担责征求意见稿对家庭暴力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无法报案的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未依照上述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专家解读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林建军认为,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协同参与、系统应对。司法行政机关、居委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工青妇组织等因其工作性质和职责,是预防家暴的重要力量。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表示,对遭受家庭暴力儿童的保护需要设计一套社会和国家主动干预的制度,其中包括,必须明确能与儿童亲密接触的人员的强制报告义务,以及不报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以确保侵害案件及早被干预。看点3:公安机关可对轻微家暴书面告诫征求意见稿家庭暴力尚未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书面告诫加害人不得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并将告诫书抄送受害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联合会。专家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律学研究所教授刘莘说,告诫是指,公安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轻微家庭暴力行为,或不宜直接作出行政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为督促加害人改正而作出的行政指导。江苏等省实行的公安机关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实践参考。刘莘表示,行政指导虽是软法范畴,但对家庭暴力行为的防治和惩戒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告诫后施害人又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必要情况下,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处理该案件的酌定从重情节等。看点4: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破解家庭暴力举证难征求意见稿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专家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建建说,家庭成员之间出于维护家庭声誉和家庭完整的顾虑,往往不愿意站出来指证,也很少注意保护证据材料。法院应发挥司法能动性,依职权调取、收集、保全相关证据。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保健部主任吴久玲说,医疗机构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医疗记录可以作为暴力发生及其严重程度的证据,是今后受害人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依据。看点5:受害人可向法院申请家庭“禁止令”征求意见稿人民法院审理离婚、赡养、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案件过程中,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包括:禁止加害人对受害人再次加害;责令加害人迁出受害人住所;禁止加害人接近受害人;禁止加害人对受害人住所及其他共同所有的不动产进行处分。专家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表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受害人,而非惩罚加害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能够防止家庭暴力演变成恶性刑事案件,将事后惩罚变为了事前保护,对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具有重要意义。肖建国说,考虑到施暴人对家庭财产的经济控制很可能造成受害人人身安全的隐患,如果要求受害人就家庭财产问题另行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既不经济,也徒增负担,因此保护范围应当扩展到与受害人人身安全相关的财产领域。看点6:监护人施暴将被撤销监护资格征求意见稿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依法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但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专家解读薛宁兰表示,监护人向被监护人(例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除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可依法被中止或撤销监护人资格。对此,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有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则性规定,反家庭暴力法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张雪梅提出,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基层社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预防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2013年7月10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接受媒体记者采访。/CFP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围绕旺角地区的清除“占中”障碍物工作正在紧张开展,在旺角的清除任务首日,香港警方拘捕了80名示威者。据中新网11月26日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香港警方11月25日协助执达主任(香港的执达吏是为香港法庭服务、负责执行和传达法官裁决的官员,而负责官员被称为执达主任)执行旺角亚皆老街由通菜街至 兰街交界路段的禁制令,截至11月25日晚8时共拘捕80人,3名警务人员受伤。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敏强11月25日傍晚会见传媒,指警方在亚皆老街协助执行禁制令时,有“占领行动”示威者阻挠执达主任,冲撞警务人员。警方即场拘捕18男5女,涉嫌刑事藐视法庭、抗拒或阻碍公职人员。其后,部分示威者前往 兰街非法集结,阻塞道路,并与警务人员发生推撞,场面混乱,警方于是采取驱赶行动,在多次劝喻和警告无效之下,再拘捕57名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袭警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江敏强说,警方11月25日的行动旨在协助执达主任执行有关路段的禁制令,并确保已开通的道路不会再被非法占领。他强调,警方会采取果断行动,恢复公共秩序。他再次呼吁非法集结者保持克制,停止冲击警务人员,并依警方指示离开。其他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该处,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署理行政长官曾俊华11月25日也呼吁,仍在旺角的“占领”人士保持克制和理性,与警方合作,尽快离开现场。曾俊华11月25日晚上出席活动后对传媒说,警方当天按照法庭的禁制令,协助执达主任执法,并清除亚皆老街路段的障碍物,其行动是按现场情况作出的判断。香港违法“占领中环”活动已持续59天,示威者继续在金钟、旺角等地占据交通干道。法庭执达主任11月25日在旺角亚皆老街执行法院颁布的禁制令,示威者设置的障碍被清除,交通恢复。向高等法院申请旺角弥敦道禁制令的团体代表律师表示,有关弥敦道禁制令将于11月26日上午执行。另据人民网此前报道,在旺角的“占中”区域,有大约15个大型路障,分布在亚皆老街与弥敦道交界、山东街与弥敦道交界、亚皆老街与 兰街交界,以及弥敦道一带,主要是以木板、铁架、铁马(护栏)等组成,以钢圈、铁线等加固,部分有雨伞骨、木条等尖物突出。占领区内可见到数十个头盔堆叠,路上随时见到有小石块。(港台来信)相关新闻:香港警方拘捕80名激进分子 港媒称占中大势已去【环球时报综合报道】香港执法人员25日展开又一场清理行动,清除“占中”者在旺角部分街道设置的障碍物。旺角是“占中”爆发以来示威者主要聚集地之一,汇集了不少激进分子,曾上演过激烈冲突,因此被认为是“占中高危区”。香港媒体担忧,“光复”旺角可能令流血冲突一触即发。为配合清理,香港警方当天派出6000警力。上午行动进展顺利,但下午遭到示威者阻挠,警方拘捕约80名示威者。“现在条件俱在,警方清场已无阻力。”香港《信报》25日这样评价目前的局面。报道称,新民党日前在36个地点以街头问卷访问1738人,结果显示82%受访者认为“占领”人士应该尽快撤离,仅6%反对撤离。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占领”运动拖延太久,已经变质。香港《文汇报》称,“占领”行动旷日持久,乱港殃民。多个民调均显示,超过8成的比例反对“占领”,要求“占领”者全面撤离。一个议题出现超过8成的支持率,这在本港极其罕见。该报还称,“占中”末日即将到来,“困兽之斗”已发出最后的哀鸣。《星岛日报》25日称,经过最初的催泪弹一役后,港府对于清场行动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有建制派人士列出全面清场的六个指标,包括民意走向、“占领”人数、“占领”范围、清场会惹起反弹的人数评估、流血可能性评估以及“占领”运动是否出现内讧等。六个指标中,民意指标已然成立;第二个指标,“占领”运动的主场金钟只余数百人,警方应有足够能力应付;第三个指标,当旺角顺利清场后,铜锣湾亦会很快清理,余下金钟,警方即可集中精力应付;至于第四、第五个指标,在目前民意已厌倦、“占领”者士气低落下,风险愈来愈小;而第六个指标,即运动分裂内讧,在激进示威者武力冲击立法会后,亦已清楚浮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乃强2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占中”已经奄奄一息,穷途末路了。有些人其实不愿再待下去,但也不好意思走,所以他们盼望警察来执法,这样他们走也就有个台阶下了。现在警察只是协助“清理障碍物”,是清物而不是清人,但许多人都自愿走了。从这方面看,以后的全面清场没有特别多的困难。【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环球时报记者 苏静 魏辉】围绕旺角地区的清除“占中”障碍物工作正在紧张开展,在旺角的清除任务首日,香港警方拘捕了80名示威者。据中新网11月26日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香港警方11月25日协助执达主任(香港的执达吏是为香港法庭服务、负责执行和传达法官裁决的官员,而负责官员被称为执达主任)执行旺角亚皆老街由通菜街至 兰街交界路段的禁制令,截至11月25日晚8时共拘捕80人,3名警务人员受伤。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敏强11月25日傍晚会见传媒,指警方在亚皆老街协助执行禁制令时,有“占领行动”示威者阻挠执达主任,冲撞警务人员。警方即场拘捕18男5女,涉嫌刑事藐视法庭、抗拒或阻碍公职人员。其后,部分示威者前往 兰街非法集结,阻塞道路,并与警务人员发生推撞,场面混乱,警方于是采取驱赶行动,在多次劝喻和警告无效之下,再拘捕57名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袭警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江敏强说,警方11月25日的行动旨在协助执达主任执行有关路段的禁制令,并确保已开通的道路不会再被非法占领。他强调,警方会采取果断行动,恢复公共秩序。他再次呼吁非法集结者保持克制,停止冲击警务人员,并依警方指示离开。其他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该处,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署理行政长官曾俊华11月25日也呼吁,仍在旺角的“占领”人士保持克制和理性,与警方合作,尽快离开现场。曾俊华11月25日晚上出席活动后对传媒说,警方当天按照法庭的禁制令,协助执达主任执法,并清除亚皆老街路段的障碍物,其行动是按现场情况作出的判断。香港违法“占领中环”活动已持续59天,示威者继续在金钟、旺角等地占据交通干道。法庭执达主任11月25日在旺角亚皆老街执行法院颁布的禁制令,示威者设置的障碍被清除,交通恢复。向高等法院申请旺角弥敦道禁制令的团体代表律师表示,有关弥敦道禁制令将于11月26日上午执行。另据人民网此前报道,在旺角的“占中”区域,有大约15个大型路障,分布在亚皆老街与弥敦道交界、山东街与弥敦道交界、亚皆老街与 兰街交界,以及弥敦道一带,主要是以木板、铁架、铁马(护栏)等组成,以钢圈、铁线等加固,部分有雨伞骨、木条等尖物突出。占领区内可见到数十个头盔堆叠,路上随时见到有小石块。(港台来信)相关新闻:香港警方拘捕80名激进分子 港媒称占中大势已去【环球时报综合报道】香港执法人员25日展开又一场清理行动,清除“占中”者在旺角部分街道设置的障碍物。旺角是“占中”爆发以来示威者主要聚集地之一,汇集了不少激进分子,曾上演过激烈冲突,因此被认为是“占中高危区”。香港媒体担忧,“光复”旺角可能令流血冲突一触即发。为配合清理,香港警方当天派出6000警力。上午行动进展顺利,但下午遭到示威者阻挠,警方拘捕约80名示威者。“现在条件俱在,警方清场已无阻力。”香港《信报》25日这样评价目前的局面。报道称,新民党日前在36个地点以街头问卷访问1738人,结果显示82%受访者认为“占领”人士应该尽快撤离,仅6%反对撤离。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占领”运动拖延太久,已经变质。香港《文汇报》称,“占领”行动旷日持久,乱港殃民。多个民调均显示,超过8成的比例反对“占领”,要求“占领”者全面撤离。一个议题出现超过8成的支持率,这在本港极其罕见。该报还称,“占中”末日即将到来,“困兽之斗”已发出最后的哀鸣。《星岛日报》25日称,经过最初的催泪弹一役后,港府对于清场行动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有建制派人士列出全面清场的六个指标,包括民意走向、“占领”人数、“占领”范围、清场会惹起反弹的人数评估、流血可能性评估以及“占领”运动是否出现内讧等。六个指标中,民意指标已然成立;第二个指标,“占领”运动的主场金钟只余数百人,警方应有足够能力应付;第三个指标,当旺角顺利清场后,铜锣湾亦会很快清理,余下金钟,警方即可集中精力应付;至于第四、第五个指标,在目前民意已厌倦、“占领”者士气低落下,风险愈来愈小;而第六个指标,即运动分裂内讧,在激进示威者武力冲击立法会后,亦已清楚浮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乃强2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占中”已经奄奄一息,穷途末路了。有些人其实不愿再待下去,但也不好意思走,所以他们盼望警察来执法,这样他们走也就有个台阶下了。现在警察只是协助“清理障碍物”,是清物而不是清人,但许多人都自愿走了。从这方面看,以后的全面清场没有特别多的困难。【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环球时报记者 苏静 魏辉】北京赛车pk10流水返利看点1: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发生暴力纳入治安、刑法调整征求意见稿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视为家庭暴力。专家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薛宁兰表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具有婚姻、血缘、扶养等亲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根据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说明,有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看点2:发现家暴未报案或将担责征求意见稿对家庭暴力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无法报案的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未依照上述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专家解读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林建军认为,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协同参与、系统应对。司法行政机关、居委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工青妇组织等因其工作性质和职责,是预防家暴的重要力量。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表示,对遭受家庭暴力儿童的保护需要设计一套社会和国家主动干预的制度,其中包括,必须明确能与儿童亲密接触的人员的强制报告义务,以及不报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以确保侵害案件及早被干预。看点3:公安机关可对轻微家暴书面告诫征求意见稿家庭暴力尚未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书面告诫加害人不得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并将告诫书抄送受害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联合会。专家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律学研究所教授刘莘说,告诫是指,公安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轻微家庭暴力行为,或不宜直接作出行政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为督促加害人改正而作出的行政指导。江苏等省实行的公安机关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实践参考。刘莘表示,行政指导虽是软法范畴,但对家庭暴力行为的防治和惩戒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告诫后施害人又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必要情况下,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处理该案件的酌定从重情节等。看点4: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破解家庭暴力举证难征求意见稿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专家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建建说,家庭成员之间出于维护家庭声誉和家庭完整的顾虑,往往不愿意站出来指证,也很少注意保护证据材料。法院应发挥司法能动性,依职权调取、收集、保全相关证据。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保健部主任吴久玲说,医疗机构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医疗记录可以作为暴力发生及其严重程度的证据,是今后受害人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依据。看点5:受害人可向法院申请家庭“禁止令”征求意见稿人民法院审理离婚、赡养、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案件过程中,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包括:禁止加害人对受害人再次加害;责令加害人迁出受害人住所;禁止加害人接近受害人;禁止加害人对受害人住所及其他共同所有的不动产进行处分。专家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表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受害人,而非惩罚加害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能够防止家庭暴力演变成恶性刑事案件,将事后惩罚变为了事前保护,对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具有重要意义。肖建国说,考虑到施暴人对家庭财产的经济控制很可能造成受害人人身安全的隐患,如果要求受害人就家庭财产问题另行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既不经济,也徒增负担,因此保护范围应当扩展到与受害人人身安全相关的财产领域。看点6:监护人施暴将被撤销监护资格征求意见稿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依法负有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但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专家解读薛宁兰表示,监护人向被监护人(例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除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可依法被中止或撤销监护人资格。对此,我国民法通则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有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则性规定,反家庭暴力法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张雪梅提出,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基层社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预防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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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安德鲁 韦斯特说,全球乳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创新驱动。我们与伊利集团的深层次合作一定会推动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伊利生产基地将创造中新双赢的局面。生产基地可直接为新西兰当地带来数百个就业岗位,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就业;与此同时,当地奶农收入增加,促进当地奶牛养殖业发展。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中新关系的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深远,中新企业间的未来合作机会更加丰富、更加值得期待。本次访问期间,习主席同约翰 基还为中国银行新西兰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新西兰有限公司揭牌。至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已入驻新西兰。新西兰前总理詹妮 希普利说,3家大型中资银行的到来将为新中商贸和投资提供新支撑,不仅有利于新西兰的经济增长,而且也有助于实现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实现两国合作最大潜力的目标。南太岛国 用真诚架设友谊桥梁斐济有句谚语,“一颗花蕾将孕育出千百万个果实。”习主席此访与斐济及另外7个南太岛国领导人进行一对一会晤,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篇章。对太平洋岛国而言,中国在基础设施和警务医疗领域的援助十分契合他们的实际需要。中国将在未来加强对斐济等岛国的援助力度,将为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港口、道路和水电项目建设尤显迫切。中国驻斐济大使黄勇表示,中国企业已经在当地工程、制造业和通信等多个领域获得良好声誉,为斐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山东烟建集团实施的中国援斐纳务瓦医院项目,被民众和媒体称为 “斐济最好的医院”。斐济基建和交通部部长皮奥 蒂克杜阿杜阿表示,尽管医院建成使用时间不长,但已成为了斐济最重要的医疗机构。通过中国的优惠贷款,中铁一局集团正在紧张地建设纳布瓦鲁公路,道路建成后,原本要颠簸6至8个小时的路程,将缩短至2小时,极大便利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此外,中国援斐索摩索摩水电站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湖南建工集团正在克服交通不便、降雨频繁等重重困难,力求为塔乌维尼岛居民建造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丰碑工程。中国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帮贫济困、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共同发展。蒂克杜阿杜阿说,越来越多的斐济年轻人以能进入中资企业工作为荣。“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加强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经贸交流,更需要加深彼此理解,用真诚架设友谊桥梁。习近平主席在此访中宣布,中国将在未来5年中为岛国提供2000个奖学金和5000个各类研修培训名额,再一次点燃了南太岛国的“中国热”。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据新华社电 昨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发布当天,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气候司司长苏伟对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解振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大气污染问题将改善。 解振华说,在2030年之前,还是相对减排模式。对中国来说,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要通过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提高适应能力等综合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将编入“十三五”规划,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振华说,关于发展方式,中国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错误,现在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掌握的技术情况、能力制定的,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 释疑 减排和大气治污是何关系? 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在回答“APEC蓝”何时能够成为“新常态”时,解振华称:“到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大大改善,‘APEC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和大气污染大大改善的说法并不存在矛盾。 首先,大气污染物并不等同于二氧化碳。大气污染物的成分复杂,主要包括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PM)、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如苯、甲醛)、臭氧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等)。任何一种成分超标,都可能造成大气污染事件。如上世纪的伦敦烟雾事件元凶是二氧化硫。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解释称,减少污染物和减少碳,会产生协同效应。污染物和碳排放会同时减少,但是并非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减少碳肯定会减少污染物,减少污染物不见得全部会减碳。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 焦点 1 “APEC蓝”能成为“新常态”吗? “措施更准更有力度,就能早一点实现” “APEC蓝”和“新常态”成为当前最热词之一,大家关心何时才能让“APEC蓝”成为“新常态”? 解振华说,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污染,跟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现在我们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协同效应,且成效显著,2013年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分别下降0.6和0.4个百分点。 “到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大大改善,‘APEC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题。”解振华表示,北京在APEC期间能够出现这种天气,说明只要采取措施,空气质量是能够改善的。短期实施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影响,但把时间拉长,让措施更准更有力度,就能早一点实现“APEC蓝”。 2 离“APEC蓝”常态化还有16年? “目标实际是建立一个倒逼机制” 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两国宣布了各自的行动目标。其中,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国到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并努力减排28%。 解振华说,中美两国制定的不同减排目标是根据各自国情作出的决定,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应该说这个联合声明是双赢的,是两国合作的一个亮点,也对多边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是2030年左右,而不说2030年之前呢?解振华解释说,到2030年还有16年,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其间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或者数字,实际上并不科学。但我们明确要努力争取,尽可能早地实现目标。” 解振华认为,中国确定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促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现在关键是要采取行动。对中国公布的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何时能建立? “争取2016年开始运行;7试点省市成交额已突破5亿” 据苏伟介绍,中国从2011年开始启动了7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过两到三年,这些试点从机制建设、法制建设、规则建立、交易平台建设等都已完成,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已陆续上线交易,总体起步较为平稳。根据当天发布的报告,截至2014年10月底,中国7个试点省市碳交易市场共交易1375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突破5亿元。 苏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推动立法进程,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同时进一步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争取在2016年开始运行。 “这肯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逐渐积累探索、不断改进。”苏伟说,“我们希望到‘十三五’末的时候,能够有相对比较成熟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据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立法体制。这是党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要求,对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充分认识完善立法体制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要意义立法体制是关于立法机关的设置、立法权限的划分以及立法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总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我国1982年宪法确立了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200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法,对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法的适用规范和备案审查作出全面规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现行立法体制也出现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求完善立法体制。当前,改革发展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总结以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需要通过立法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进程、推动科学发展。《决定》明确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就要求,凡是改革举措涉及法律立改废的,及时启动立法程序;立法条件暂不成熟而实践又迫切需要的,由有关方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的方式先行先试,待条件成熟,再及时制定或者修改法律。适应这一要求,必须完善立法体制,增强立法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要求完善立法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都对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通过法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发展中实际问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立法的评价标准已经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问题。衡量立法质量的高低,要看法律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完善立法体制,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立良善之法,立管用之法,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决立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完善立法体制。同新形势新任务对立法工作的要求相比,当前立法工作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有的法律法规准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强;有些重要领域的法律法规还有缺失,有的没有因形势变化而及时修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够协调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完善立法体制,合理配置立法资源,明确划分各层级立法权限,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规范立法活动,综合运用立改废释多种方式,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完善立法体制的核心和根本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党集中了人民意愿的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等重大问题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对国家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实行政治即方针政策的领导,立法就是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立法中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决策权在党中央,必须由党中央统筹协调,经党中央讨论决定,以确保重大立法决策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比如,涉及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人权、国家安全等方面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如制定立法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修改选举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有关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报告、由党中央讨论决定。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难以协调形成共识,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由党中央决策。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的每届立法规划,涉及一个时期通过立法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安排和部署,也要报党中央批准。此外,在实际工作中,国务院有关方面在起草法律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也是由国务院报告党中央作出决策。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宪法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是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依照法定修宪程序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修改宪法的建议历来都是由党中央提出的。比如,1982年宪法的4次修改都是由中央政治局提出修改宪法的意见、提请中央全会讨论通过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经法定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立法体制的主要举措为落实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决定》就完善立法体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人大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决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评估,对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决定》指出,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机关主导,有关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也有利于加快立法进度、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还可以探索委托有关专业单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队伍。《决定》对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立法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下大气力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机制,积极推进干部交流。《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这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要求。《决定》还提出,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这也是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增强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此外,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还要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草案的次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一是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要按照《决定》要求,不断完善有关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一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二是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决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起草过程中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责任,防止部门争权推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问题,《决定》提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起草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进行,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不得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还要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完善立法协调沟通机制。立法涉及权利利益关系的调整,立法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协商过程。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协调沟通,理顺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项、起草和审议的各环节,起草单位和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并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部门间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牵头起草单位要在深入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商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努力取得共识;必要时,由决策机关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社会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第三方评估,也可以对一些有重大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决定》要求,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解释法律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法律解释具有针对性强、反应及时、便于操作的特点,可以根据改革要求和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予以明确,从而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和改革的需要,通过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7个法律解释,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法律解释出台后,各方面普遍给予好评,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国家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的相关设定权也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赋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权。对此要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总的精神是,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立法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还有233个其他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项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可以考虑在界定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加强立法监督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具体步骤和时间可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其立法工作机构能力等因素确定。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风廉政建设作出重要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强化责任担当,表明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顺应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形势。地方党委作为本地区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主体、落实主体、工作主体、推进主体,必须着力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一、党委领导班子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松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近年来,腐败问题之所以在一些领域多发、频发,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管党治党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而事实证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作为本地区反腐倡廉的政治领导核心,党委领导班子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松手”。责任明,才能方向清、工作顺。成都市委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中,把以往散落在各类文件里的要求首次汇集起来,列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清单”,具体从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责任、主要负责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责任等各个层面细化了50项责任。严字当头,加快完善权责对等、权责清晰、履责到位、较真追责的全链条、闭环式的责任落实体系。在责任监管、责任督促、责任报告、责任巡查、责任考评、责任追究诸多方面,深化项目化工作法,强化常态化约谈和问题约谈,对责任实行签字背书等制度,促进主体责任落实常态化。通过落实主体责任,党委工作职责进一步清晰,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同步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构建起权力监督体系、市场诚信体系、社会道德体系、廉洁文化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为建设“廉洁成都”筑牢了防线。二、党委主要负责人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甩手”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实践证明,党风廉政建设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也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党委主要负责人是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应牢固树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渎职”的理念,进一步增强主体、主动、主责意识,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切实做到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甩手”。近年来,我们坚持主要负责人既“挂帅”,又“出征”,市委“一把手”避免只出面开会讲话,在日常工作中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直接转交给纪委或纪检组,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误区。党委主要责任人带头做到四个“亲自” 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牵头逐一明确反腐败工作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统筹部署、强力推进、全面落实。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履行加强领导、加强教育监管、保持清正廉洁等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既要有“底气”,又要有“硬气”,鲜明亮出“对我监督、向我看齐”的坚决态度,既严于自律,又较真碰硬。坚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带头守法遵纪,带头接受监督。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全面公开行政权力事项和运行流程,实现行政权力清单网上公开全覆盖。深化人事权、财经权、资源权三项改革,将“三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健全各级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强化对“一把手”监督的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和完善党委(党组)“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权、财权、工程建设项目等具体办法,将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三、党委班子其他成员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缩手”强调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是党委班子人人有责,并不只是“一把手”才有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党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分工合作、多方联动、形成合力,用统筹的理念、辩证的观点,同步抓好分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做到“一岗双责”,做到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不缩手”。对班子其他成员,我们要求,要敢于担当,把党风廉政建设牢牢抓在手上,身先士卒、亲力亲为。“班子其他成员责任”有4大类9项,包括落实分管职责、推进预防腐败、加强日常监管、坚持廉洁自律等。班子其他成员定期通过自查、召开座谈会、展开问卷调查、有针对性地直接听取意见等多种方式收集本地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整改,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作风建设的成效。班子其他成员以“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上率下,上下联动,把主体责任延伸到基层单位,形成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完整链条。四、党委、纪检机构狠抓党风廉政建设“齐动手”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层层压紧、上下互动,前后照应、左右衔接,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委的主体责任是全面责任、首要责任,纪委是党内的专门监督机关,负有监督责任,要履行好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必须有机结合,切实做到“力度统一”,形成狠抓党风廉政建设“齐动手”的良好局面。近年来,成都市委坚决支持纪检监察部门从严管理干部、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各级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教育,加强道德养成,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加强纪检监察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监督检查网络,创新监督检查方式,健全反腐败协调机制,建立市级信访举报受理工作平台,健全办案力量调配机制,强化执纪问责,监督检查始终保持高频率,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对领导不力、措施不力、不抓不管导致“四风”问题突出的,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责任,也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借鉴中央巡视组工作经验,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巡查和纪检监察系统巡查“两个巡查”制度,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形成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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