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百家乐经验:卡希尔欲做中超马布里 看好中国队杀进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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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10:33:45

【红管家】
本报讯(记者 刘旭)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不得擅自调整国家下达的计划总量或改变招生计划类型,不得预留机动计划和随意更改高校招生计划。 依据现行政策,研究生和普通本科招生计划管理作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由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实施。《意见》要求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和管理的各个环节,需落实省级高等教育统筹权,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省和有关部门(单位)对所属高校的招生计划编制权。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所属高校办学自主权范围内的招生计划安排,不跨越高校隶属关系受理招生计划申报、审批。 普通本科招生计划的测算,坚持统筹入学机会与公平、高校投入与师资条件、毕业生就业等三方面因素;研究生计划测算坚持统筹学科现状、师资力量、科研平台、科研经费、成果效益等五方面因素。部属高校要根据国家政策导向,综合考虑各省高考报名人数、生源质量等因素,科学制订分省招生计划安排原则和办法,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 教育部表示,当前高校招生计划管理仍存在一定问题,如计划审批管理的权限、范围还不够明确,决策程序不够完备,有的环节存在自由裁量空间和安排不公现象,一些地方和高校的计划执行不规范等。 对计划管理不善、所属高校招生办学秩序不规范、实际执行超国家下达计划的省份和部门,教育部将在下一年度计划安排、院校设置、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适当限制。对师资和办学水平达不到标准的高校,主管部门应坚决控制规模,对超计划招生、招生秩序不规范的高校,主管部门应依法做出处理并调减招生计划,直至暂停招生。教育部将建立高校违规行为监管通报制度,对违规情节严重的高校或主管部门处理不力的,将直接予以查处。,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2,中新网4月13日电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13日解释,农业部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监管工作,严肃查处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总体可控。近日,有报道称转基因存在一些滥种问题。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回应称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农业部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监管工作,严格依法监管,严肃查处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确实存在违法零星种植的情况,对此我们予以严厉打击。”据悉,湖北农业厅联合公安成立专案组,铲除了非法种植的水稻田块。近年来持续加大执法力度,通过严格的执法,在近年我们组织的例行监测中,湖北基本上没有发现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黑龙江省农委也派驻工作组全面排查,未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辽宁省农委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坚决依法查处有关案件,公开了三起已经结案的转基因玉米种子违法案件。2015年我们上下联动,在新疆、甘肃销毁了玉米制种田1000多亩,在海南省铲除违规转基因玉米100多亩,所涉转基因材料全部销毁。经过严格执法,严厉查处、严厉打击、公开曝光,有效遏制了转基因作物违规种植。据介绍,下一步农业部将进一步强化转基因生物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研发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抓好下面的一些重点工作:一是严控研发试验,抓好试验前、试验中、试验后全程管理,做到监管过程有纪录、监管内容有档案、试验材料可追溯。二是严查南繁试验,推行准入制度,实行对南繁单位检测监测全覆盖。三是严把品种审定,发现非法含有转基因成份的立即终止试验。未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生产应用证书的品种,一律不得进入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四是加强制种基地的监管,发现问题从严从速查处。五是严查种子生产经营销售,下移重心,深入农户,倒查源头,严惩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廖西元介绍,为保证监管工作重点任务的落实,农业部将建立督查、约谈、问责、报告制度,将各省监管工作纳入农业部延伸绩效考核,同时加大案件曝光力度,对结案的违法案件要求各省农业部门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对重点案件适时通报查处进展。,中新网4月13日电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13日解释,农业部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监管工作,严肃查处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总体可控。近日,有报道称转基因存在一些滥种问题。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回应称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农业部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监管工作,严格依法监管,严肃查处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确实存在违法零星种植的情况,对此我们予以严厉打击。”据悉,湖北农业厅联合公安成立专案组,铲除了非法种植的水稻田块。近年来持续加大执法力度,通过严格的执法,在近年我们组织的例行监测中,湖北基本上没有发现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黑龙江省农委也派驻工作组全面排查,未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辽宁省农委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坚决依法查处有关案件,公开了三起已经结案的转基因玉米种子违法案件。2015年我们上下联动,在新疆、甘肃销毁了玉米制种田1000多亩,在海南省铲除违规转基因玉米100多亩,所涉转基因材料全部销毁。经过严格执法,严厉查处、严厉打击、公开曝光,有效遏制了转基因作物违规种植。据介绍,下一步农业部将进一步强化转基因生物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研发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抓好下面的一些重点工作:一是严控研发试验,抓好试验前、试验中、试验后全程管理,做到监管过程有纪录、监管内容有档案、试验材料可追溯。二是严查南繁试验,推行准入制度,实行对南繁单位检测监测全覆盖。三是严把品种审定,发现非法含有转基因成份的立即终止试验。未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生产应用证书的品种,一律不得进入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四是加强制种基地的监管,发现问题从严从速查处。五是严查种子生产经营销售,下移重心,深入农户,倒查源头,严惩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廖西元介绍,为保证监管工作重点任务的落实,农业部将建立督查、约谈、问责、报告制度,将各省监管工作纳入农业部延伸绩效考核,同时加大案件曝光力度,对结案的违法案件要求各省农业部门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对重点案件适时通报查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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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百家乐经验“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十八大以来的“打虎”榜中,官方证实或媒体报道存在带病提拔的“要害岗位”官员,比较典型的至少有12人。 今日,中纪委官网头条刊发文章《把握运用“五条体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之五 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其中提到:“当前领导干部违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今明两年是换届之年,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带病上岗,不能再放到要害岗位”。“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对于换届纪律,中央领导早已作出要求。去年12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在换届工作中,要严把选人用人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今年3月8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今明两年,全国省市县乡要陆续换届,要深刻吸取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教训,以‘零容忍’的政治态度、规范严谨的法定程序、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严肃认真的纪律要求,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发生。”此番中纪委也提出,换届年决不能把“带病”干部放到要害岗位。那么究竟哪些岗位是要害岗位?“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此前官方并未对“要害岗位”作出明确定义。不过,中组部2014年发布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裸官”不得在五类岗位任职,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党委领导成员岗位。因此,省委“五人小组”成员及主政一方的省部级党政一把手都属于“要害岗位”。“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十八大以来的“打虎”榜中,官方证实或媒体报道存在带病提拔的“要害岗位”官员,比较典型的至少有12人。 李春城 历时13年步步升、步步贪 去年10月,十八大后落马的首名省部级官员、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获刑13年。“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判决书显示:自1999年至2012年期间,李春城利用其担任成都副市长、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等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979.7597万元。上述判决意味着,当过知青、教师出身的李春城,自其1998年从哈尔滨市副市长岗位调入成都后,就开始受贿,且成为周老虎“四川帮”的重要成员,因此不断获得提拔,步步升、步步贪。 万庆良 14年间一直被带病提拔 去年12月25日,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开庭审理,做最后陈述时,万庆良一手拿着书面材料,一手捂住半边脸,痛哭流涕,目前法庭暂未宣判。起诉书显示,自2000年至2014年14年间,万庆良一直是被“带病”提拔,边腐边升“步步贪”,历任的每一个岗位,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揭阳市长、揭阳市委书记、揭阳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均有贪腐行为。“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此前,万庆良被曝跟多名商人过从甚密,拥有一个“商人朋友圈”,起诉书证实了这一点。2000年以来,他共为15个企业和个人,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规划调整、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超1亿。 王敏 超过20年“带病提拔”史 在官方公开报道中,超过20年“带病提拔”史的案例极为少见。 可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则创造了带病提拔历史长达22年的纪录。“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曾撰稿《22年内边堕落边升迁,省部级官员王敏到底干了啥?》,披露了其超过20年的“带病提拔”史。2015年3月,中纪委在系列专栏《忏悔与剖析》中,以《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耍两面派》为题发布王敏案件警示录。文章提到,早在1992年,王敏从美国参加培训班回到北京,经熟人介绍,和几个商人一起去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尽管只是一面之交,王敏就“入乡随俗”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后来,那位熟人又多次带他去高档场所玩乐,让他欲罢不能。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金。王敏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之后,变本加厉,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也频频登门。2005年,王敏走上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岗位不久,便主动将妻子介绍给赵晋(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被称为“最牛开发商”)认识,并对赵晋说,“你这个阿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于是,赵某主动带王敏妻子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今年3月30日王敏案开庭审理时,检方也指出其“带病提拔”问题:2004年至2014年5月,王敏利用其担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山东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晋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职级晋升、工作安排等事项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其妻王丽英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1805.103万元。 季建业 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开始受贿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判决书显示,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属于带病提拔的典型。去年4月,季建业已因受贿罪获刑15年。判决书显示:1992年10月至2013年上半年,季建业利用担任苏州市吴县县委副书记兼太湖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昆山市市长、扬州市市长、扬州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判决书披露:季建业先后21次收受财物总计1132万。行贿人之一为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2002年到2013年,季建业先后九次接受朱天晓所送财物。其中,2000年10月,朱天晓送给季建业喻继高画作“瑞雪”图一幅,价值人民币3万元。2010年春节前,朱天晓到季建业家中祝贺季建业调任南京市市长,并送给季建业现金20万元人民币。上述事实表明,早在1992年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季建业就开始贪腐,可仍然沿着县级、地市级、省部级的仕途曲线,走上高位。 廖少华 2004年主政六盘水时开始受贿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的判决书,也指出他被带病提拔的事实。2015年4月,廖少华一审获刑16年。判决书中显示,2004年春节至2012年6月,廖少华在担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市长、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公司或个人谋取利益,受贿金额达1324万元,在担任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务损失310.6万元。廖少华也自述说:在交朋友上,我不是从思想品德,为人上交既相互促进又清淡如水的朋友,而是交了一批重哥们义气,又带有铜臭味的老板朋友,通过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自己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贪欲也随之培养起来,最后在这些所谓朋友的温水煮青蛙中被拉下水。 毛小兵 18年间由商转仕边腐边升 今年1月6日,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受审。“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检方指控,18年间毛小兵由商转仕边腐边升。检方指控:自1995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毛小兵利用其担任青海省锡铁山矿务局副局长、局长,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宁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市长,中共西宁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西宁博地经贸有限公司、锡铁山永鑫铸造厂、马强、王中领等30个单位和个人在产品购销、工程承揽、股权收购、土地开发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收受上述单位和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超1亿,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政事儿”注意到,毛小兵开始担任青海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时仅35岁,2007年其税前薪酬曾高达153.96万元。2009年,44岁的毛小兵从国企高管转向党政机构,担任西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0年开始担任西宁市市长。2011年11月,毛小兵开始担任西宁市委书记一职,2012年任省委常委并兼任西宁市委书记,直至2014年4月被调查。 苏树林 17年前“在用人和安排亲属工作上有些问题” 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现任省长 福建原省长苏树林,去年10月7日被调查。截至目前,中纪委还未通报调查结果。“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的《骂着贪官做贪官,假面太逼真》,披露了苏树林边腐边升的事实:早在1999年当上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后,就陆陆续续有人反映他在用人和安排亲属工作上有些问题;主政福建期间,其一位亲属被安排在一家石油央企的子公司任职,是该央企和福建省国资合资成立的能源公司总经理。中石化内部人士也向新京报透露,苏树林落马与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中石化有关。2014年底,中央第六巡视组发现苏树林在中石化任职期间违法违纪线索,并将这些线索交由审计部门和纪委调查。“主要问题为以权谋私,搞利益输送。”上述中石化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说,苏树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石化海外项目“黑洞”和为亲属的关联公司中标中石化工程项目。上述官媒报道和中石化内部人士爆料表明,自1999年至落马前,苏树林不断被曝为亲属牟利等问题,但职位从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逐步升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福建省长。 梁滨 河北省委常委会通报“边腐边升” 十八大后首个在省级组织部长任上落马的官员、河北省委原组织部部长梁滨,已于去年1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纪委通报梁滨的问题时,并未点出其“边腐边升”问题,只是通报称,梁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等。不过,去年5月,在河北省委常委会第一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会议上,与会人员在讨论中表示:“梁滨、景春华违纪违法时间长、跨度大,而且均属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在走上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岗位之前,梁滨长期在山西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忻州市委书记,朔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与山西落马“老虎”山西省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都有交集。来自媒体的报道也显示,梁滨出事儿可能跟在山西的经历有关,其一位直系亲属在山西注册有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涉及园林绿化、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大量的工程在河北,在山西长治等地也有工程。除了上述官方披露的有带病提拔事实的8位官员,来自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以下4位要害岗位官员也存带病提拔问题。 仇和 “我是一路被举报,但一路有惊喜” 去年7月,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中纪委通报仇和的问题时指出: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纪委虽然未点明仇和贪腐的时间起点。不过,起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的仇和,一直争议不断。主政江苏宿迁时,他曾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其带来的“宿迁模式”更被质疑为“野蛮拆迁”;赴云南任职后,他又被看成是一个“酷吏”和不了解云南官场的“外乡人”。 就在落马前,仇和还自称“我是一路被举报,一路有惊喜”。 杨卫泽 周老虎亲属口中的“小杨” 2015年新年首虎、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已于去年7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来自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2004年11月至2011年3月,也就是杨卫泽担任无锡市委书记7年间,跟周永康亲属走动频繁,以接近周永康。2009年,无锡当地准备修路直通周家附近,村民提出质疑,周元青(周永康弟弟)之妻怒斥街道办:“这点小事你们都办不到,是不是要我叫小杨(即杨卫泽)来?”“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杨卫泽担任无锡市委书记两年后,于2006年进入江苏省委领导班子,步入省部级官员序列,并于2011年成为省会城市南京的市委书记。 陈雪枫 被曝涉三次贿选 今年1月16日,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被查。公开履历显示,1982年陈雪枫从中国矿业学院毕业后,从矿厂技术员做起,28岁时成为洗煤厂厂长,期间获省级劳动模范称号,并研制了8项新技术。此后,陈雪枫逐级升迁,历任观音堂矿副矿长、矿长、义马矿务局副局长等职务。2000年7月,陈雪枫就任永城煤业总经理,后任董事长。2008年12月5日,河南省政府将永煤集团、焦煤集团、鹤煤集团、中原大化以及河南省煤气集团5个国有企业重组,成立为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陈雪枫为董事长。“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曾有前河南煤化工集团人士透露,陈雪枫主政永煤集团时,与上海宝钢某些领导可能存在利益输送,这一说法虽暂无法佐证,但此前上海宝钢两位副总已经落马。据媒体报道,陈雪枫或涉三次贿选,“第一次是2006年当选第八届河南省委委员、第二次为当选副省长、第三次是成为河南省委常委,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贿选名单。” 陈川平 被曝与令家过从甚密 去年2月,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公开履历显示,自1982年至2008年,陈川平在太钢工作了近26年,从一个年轻技术员成长为大型国企的掌舵手。陈川平也因为在太钢的成绩获得了“太原市劳动模范”、“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山西省青年科学家”、“山西省结构调整突出贡献企业家”等荣誉。 目前,官方还未披露陈川平所涉问题的具体细节。“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作为令计划的同乡,陈川平被曝与令家过从甚密,是“西山会”的重要成员,令老虎之子令谷车祸所涉的法拉利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4月11日,北京10条道路禁止电动自行车行驶的首日,在北京工作的普通白领闫红,上班路上花的时间比以往长了16分钟。从红桥附近的家到位于南三环中路的单位,闫红本来可以“直线”到达,但因为蒲黄榆路禁止电动自行车行驶,她绕道方庄。近日,北京、深圳等地对电动车的禁行、限行措施,引发了人们对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再次关注。新京报记者发现,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还是17年前发布的,标准包括时速不超过20公里,重量不超过40公斤等。十多年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转变,电动自行车生产技术升级改造,目前市场上几乎已找不到“国标车”。1999年 首部电动自行车国标发布北京交警老孔记得,1998年,电动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头还算是“新鲜物”,“看不到几辆电动车”。绿源集团可以算是国内第一批生产电动自行车的企业。“当时电动自行车属于无标准、无市场认可的阶段。”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绿源集团董事长倪捷说,新产物萌芽阶段,就对国家标准有着强烈的渴望。1998年7月,绿源参与了电动自行车“国标”的制定。当时参与讨论的企业一致赞成“时速不超过20公里,重量不超过40公斤”这两个标准,“这个标准就够了,因为当时对电动自行车的定位就是替代自行车”。1999年5月28日,国内第一部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发布实施,这个“GB”开头的国标,被行业内认为是确立了电动车合法地位的标志性文件。14年前北京首次提出不再发展电动车随后几年,电动自行车迎来了飞速的市场化阶段。以北京为例,2001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的电动自行车不到2万辆,而到了6月份,已有5万多辆电动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当时并没有觉得电动车数量太多,也没啥影响。”西城区的一位老交警告诉记者,但也有呼声提出,电动自行车速度快、无声启动,给自行车骑行者带来了危险。2001年,北京这个特大型城市第一次对电动车提出“废还是存”的思考。经过研究,次年8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决定对目前全市范围内已有的电动自行车实行核发临时号牌和行驶证,并且明确临时牌证有效期3年,3年后北京不再发展电动自行车。北京这个做法还引起了部分地方效仿。市场上多数电动自行车已撞破“国标”管理措施出台后,北京一个月内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达到5万多辆。随后,交管部门对无牌无证电动车开展了集中整顿。“当时我记得是罚款5块钱,没有几个交罚款的,我们也觉得管不过来。”一位老交警回忆说,两个月后,对无牌无证电动二轮车的严查,就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电动自行车彻底禁止的日子也没有到来。随着消费者的需求转变,生产厂家还对电动自行车的技术进行了升级改造。“电动车起步期,电池只有240瓦时,到2004年都变成576瓦时,光电池重量就翻了接近一倍。”倪捷说,起初因为坚持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还出现过消费者因为电动车时速不够跟他们提出退货的事情。倪捷说,2003年以后,市场上大部分产品已经超过国家标准要求的限速和限重,但其他技术标准还符合。这些车“虽然超标,但是合格”,合格的车就能通过质监和工商的关口进入市场。为了证实倪捷所说,多日来,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市场进行了探访,发现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几乎找不到“国标车”。在蒲黄榆一家小鸟电动车销售门店,店主告诉记者,他们全部生产线都不生产“国标”车了,只有一款车可以上牌,但实际时速也达到30公里,比国标超过10公里/小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产品标准应当每隔五年修订一次。2002年10月至2005年间,全国自行车标委会曾对电动自行车的国标启动首次修订工作,但最终因报批稿中有关整车质量、最高车速、脚蹬安装等条款存在较大分歧,未能完成修订工作。道交法实施后 要求电动车登记领证从限再到放,北京对电动自行车的态度转变源于《道交法》的实施。据了解,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通过。市交管局原法制处一位负责人自述,《道交法》其实是肯定了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存在。2005年,北京市公安局再发通告,自2006年1月4日起,凡符合国家标准,并被列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可以进行登记,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牌证。然而,“合格的很少,80%的电动车都不能上牌”,西城区某车管站工作人员说,“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没有脚蹬子,就不用过来了,肯定上不了牌”。东城区某车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还需检查电动自行车的仪表盘,如果设计时速超过50公里,也无法上牌。“一般时速要求20公里”。买过几辆电动自行车的闫红,除了第一辆车上过牌,后来也不再给新买的电动车上牌,一是手续繁琐,二是上牌和不上牌没有区别。倪捷将这样的上牌证明和手续称之为电动车合法化发展的壁垒。“有些地方就执行上牌执行的很好,市民上牌了以后车辆有保障,最主要是买了车就能上牌,不会有那么多准入标准。”交通事故鉴定 电动车多被认定为机动车交管局事故处有关负责人透露,近年来,由于标准问题,很多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需要技术鉴定,大部分事故电动车因为技术标准超标,被鉴定为机动车。2016年4月,北京市交管局对外发布公告,全市10条道路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次禁限的理由是电动自行车事故比例大,导致治安问题频发。倪捷指出,公安部交管局早在2003年就把电动车事故率纳入了统计,不管北京还是深圳,这个事故数都是可以查到的。再根据当地的情况加以科学规范,不论是企业还是普通消费者都能理解,前提是充分的沟通。昨天上午,15名法学研究者和相关业内人士针对电动车的路权问题探讨了四个半小时,如何平衡城市管理与电动自行车带来的问题,解决之道集中在了“以法为纲,以人为本”这个主题上。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郭超 信娜(新京报)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美国CNBC网站4月12日报道,越来越多中国富豪移民加拿大,年轻一代豪车豪房几乎成“标配”。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民众经济收入变高,国外的新鲜空气和优质学校均成为其移民理由。 报道指出,由于货币加元相对较弱,加上其欢迎移民的政策,加拿大已经成为百分之一中国人移民的首选之地。拥有230万人口的温哥华都会区,正接受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根据政府数据,2011年中国移民占其总人口百分比已超过18%。而这一数据在1981年时还不到7%。 从2005年到2012年,至少3.7万名中国富豪通过投资移民计划成为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永久居民。该投资移民计划现已废除。 加拿大许多本地居民认为,中国资金大量涌入使购买住房变得困难。根据咨询公司Demographia2016年的调查,温哥华是加拿大房价最高的城市。从大温房地产局发布的数据来看,该城市平均房价水平从2005年到2015年翻了一番,为160万加元(约合125万美元,808万元)左右。 越来越多移民者购买房地产,部分购买后又并不入住,尤其是中国移民,这让加拿大本地居民感到气愤,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抗议,例如在推特上发布带有“没有一百万”(# DontHave1Million)话题的相关活动。今年,为了回应当地政治官员的诉求,省政府同意将跟踪外国人对房地产所有权的信息。 然而,这些愤怒对温哥华富豪的奢华生活几乎没有影响。对于刚移民过来的富豪们来说,钱不是目的,豪房之后便是豪车,之后便是更多的豪车。许多豪车销售点都雇佣大量中国员工来提供相应服务。 安迪 郭(Andy Guo)是一位18岁的中国移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专业。他非常喜欢父亲送给他和弟弟的生日礼物: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Huracán。而这辆价值36万加元的豪车好看却不中用,“我只有一个背包,几本课本,还有干洗的衣服,但这车却放不下这些东西。”安迪说,最糟糕的是,“之前有名警察就为了看这车把我拦了下来。” 温哥华许多开豪车的年轻中国人,用中文来说是“富二代”,一个含杂着轻蔑与嫉妒的词。这些“富二代”们也将他们对奢侈品的热爱带到了温哥华。年轻中国女性中,白色兰博基尼是最受欢迎的,男性们则是接连不断地换租豪华汽车,这是一种更酷的生活状态的象征。 上百位年轻的中国移民,与出生在加拿大的中国年轻富豪一起成立了豪车俱乐部。要想加入该俱乐部,必须拥有价值超过10万加元的豪车。俱乐部成员聚集一处,或对豪车重新改造组装,或给豪车拍照放到社交网站吸引更多关注者。有时飙车追求速度,违反交通法规,导致车辆被扣。该俱乐部组织者说,“这些成员都不工作,花的都是父母的钱。”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4月12日下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应约同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通过两岸热线通话,双方就近期发生的包括台湾居民在内的一批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电信诈骗被我公安部门抓获事进行沟通,并就两岸关系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张志军向夏立言介绍了事件背景及相关情况,表示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猖獗,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实施诈骗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致使大陆民众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危害极其严重。对这些罪犯必须绳之以法,以切实维护广大民众特别是受害人的权益。大陆方面已将有关情况向台湾方面作了初步通报。 张志军强调,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重要节点,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岸关系未来走向。大陆的对台大政方针没有改变。过去8年来,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果,关键在于两岸双方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一共同政治基础是两岸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定这一政治基础,势必导致两岸关系现状的改变。希望台湾方面能珍惜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及成果,坚持“九二共识”,继续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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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旭)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不得擅自调整国家下达的计划总量或改变招生计划类型,不得预留机动计划和随意更改高校招生计划。 依据现行政策,研究生和普通本科招生计划管理作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由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实施。《意见》要求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和管理的各个环节,需落实省级高等教育统筹权,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省和有关部门(单位)对所属高校的招生计划编制权。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所属高校办学自主权范围内的招生计划安排,不跨越高校隶属关系受理招生计划申报、审批。 普通本科招生计划的测算,坚持统筹入学机会与公平、高校投入与师资条件、毕业生就业等三方面因素;研究生计划测算坚持统筹学科现状、师资力量、科研平台、科研经费、成果效益等五方面因素。部属高校要根据国家政策导向,综合考虑各省高考报名人数、生源质量等因素,科学制订分省招生计划安排原则和办法,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 教育部表示,当前高校招生计划管理仍存在一定问题,如计划审批管理的权限、范围还不够明确,决策程序不够完备,有的环节存在自由裁量空间和安排不公现象,一些地方和高校的计划执行不规范等。 对计划管理不善、所属高校招生办学秩序不规范、实际执行超国家下达计划的省份和部门,教育部将在下一年度计划安排、院校设置、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适当限制。对师资和办学水平达不到标准的高校,主管部门应坚决控制规模,对超计划招生、招生秩序不规范的高校,主管部门应依法做出处理并调减招生计划,直至暂停招生。教育部将建立高校违规行为监管通报制度,对违规情节严重的高校或主管部门处理不力的,将直接予以查处。
4月13日上午,67名在肯尼亚对大陆居民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加上9号被遣返回国的10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共77人,这是我国首次从非洲大规模押回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而在7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5名是台湾籍。 对该案的特殊性,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他们认为,案件中大陆有对台湾犯罪嫌疑人的司法管辖权,遣返的做法完全合法合理,台湾方面应当加强对电信诈骗的立法工作,海峡两岸要进一步完善司法协助,形成共同的打击目标,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可逃,共同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 大陆有对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司法管辖权 “大陆方面对此事的处理是合法、合理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林维表示,从法律上讲,被害人的支付行为是诈骗完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而该案的被害人均为大陆居民,按照国际刑事诉讼的属地管辖原则,大陆方面必然拥有司法管辖权,有权将相关犯罪嫌疑人在大陆起诉、判刑。将涉案犯罪嫌疑人从肯尼亚遣返中国大陆,完全符合司法程序、符合一个中国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对于属地管辖权作出明确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樊崇义教授认为,针对该案,依据法律条款,中国大陆有对台湾犯罪嫌疑人的管辖权。我国法律以地域管辖为主,坚持属地管辖原则,犯罪发生地、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地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管辖权。 “对于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台湾方面并未立案侦查,因此不存在大陆方面违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问题。将涉案的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国大陆,并不构成对人权的侵犯。大陆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查调查工作,而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会依法得到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柳华文说。 海峡两岸应进一步完善司法协助,共同打击犯罪 近年来,针对中国大陆民众的电信诈骗呈现高发态势,给民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害。 “两岸必须密切合作共同对电信诈骗活动予以有效的打击,两岸警方已投入相当大的司法资源打击这类犯罪,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此类犯罪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宋英辉认为,在继续打击跨境电信诈骗活动过程中要进一步捋顺两岸在犯罪防控、取证抓捕、诉讼程序、追赃追逃等方面的衔接、协调和配合机制,从而有效打击和遏制电信诈骗活动。 在依法惩处诈骗犯罪嫌疑人方面,依据法律量刑标准,两岸方面的做法大有不同。由于两岸对犯罪嫌疑人分开处理,很多作案累累的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未得到应有惩处,犯罪赃款也迟迟不能追缴,迄今为止,被追缴回来的只有20万元人民币。不少台湾犯罪嫌疑人刚被押解回台就被当即释放,有的过了不久,就再次在国外开设诈骗犯罪窝点,继续作案。这些情况使得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骨干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屡禁不绝,给大陆民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此前,大陆方面曾将多名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移送台湾方面,但台方并未予以严厉惩治,而是轻判甚至无罪释放。导致犯罪嫌疑人变本加厉,成为累犯、惯犯,诈骗金额十分巨大,使大陆居民、企业遭受严重损失,影响十分恶劣。这一势头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止,后果不堪设想。”柳华文认为,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工作亟待加强,希望台湾方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樊崇义认为:“对近几年出现的台湾电信诈骗犯罪频发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在刑法制定方面没有专门针对电信诈骗的法律制定,立法不够严厉,把电信诈骗当作一般的诈骗对待,存在立法不严、处罚太轻、管理不严的问题。刑期低、经济制裁力度不够。对此,台湾方面应完善立法,尽快完善打击电信诈骗的立法,在罪名确定、打击方法、处罚规则等方面尽快完善,使被遣返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林维认为:“对于近年来海峡两岸之间越来越多的诈骗案件,两岸应本着互信、合法、便利的原则,从保护被害人角度出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这一类问题加大合作力度,从而更好地保护两岸居民合法权益。”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互助协议》)第四条明确规定,双方同意着重打击下列犯罪中包括侵占、背信、诈骗、洗钱、伪造或变造货币及有价证券等经济犯罪。 “《互助协议》内容涵盖广泛,若两岸能有效地落实执行,必定能大幅提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功效。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方面,海峡两岸应当开展电信、银行行业专项清理整顿工作;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工作协作机制;开展两岸警务合作,交换犯罪情报、协助缉捕、遣返刑事犯与犯罪嫌疑人,协助调查取证,罪赃移交;加强反电信诈骗宣传。”宋英辉认为。 樊崇义认为,针对目前两岸对司法协助达成的相关协议,海峡两岸相关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司法协助,严密配合,形成共同的打击目标,共同保护海峡两岸人民的权益。新京报讯 (首席记者王姝)去年7月28日,《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8个月后,首现官员“能上能下”地方样本,昨日的湖北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管理推进会通报,该省28名履职能力、精神状态或担当作为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干部被组织调整,其中8名官员被免。另外,22名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干部,被批评教育或诫勉谈话。28名官员被认定不适宜“现职”据湖北省官方通报,依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该省共有28名官员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被调整职务,这次调整共有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平职交流等三种形式。“免职”,涉及8名官员。包括2名国企负责人,免职理由为“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干部群众意见较大”;1名地方领导班子主职,1名地方领导班子主职,因“担当精神不足,求稳怕乱,遇到矛盾不敢碰硬,不敢坚持原则”,被免去现职、调离岗位;5名领导班子成员,免职理由为“组织观念淡薄,精神状态不佳,工作激情明显减退”。“改任非领导职务”,涉及2名领导班子成员,被调整的理由为“不思进取,凭经验办事,不学习钻研业务,履职能力相对较弱”。“平职交流”,涉及18名官员。其中4名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因不安心工作,进取精神不够,抓分管工作不力,平职交流调整;10人因不敢担当、不愿担责,工作中有畏难情绪,存在“老好人”思想,也被平职交流或转任安排。还有4名官员被平职交流的理由为“经历相对单一,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相对缺乏,抓班子带队伍不够严格”。22名问题官员被诫勉谈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上述三种形式,“免职”即摘掉“官帽”,是“能上能下”中典型的“下”的形式;“改任非领导职务”、“平职交流”后,官员虽然仍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但是离开了领导班子成员等重要岗位。湖北省官方通报称,除了上述28名被调整的官员,还有22名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官员,被处以批评教育、诫勉谈话。■ 释疑如何判定哪些官员该下?去年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后,各界普遍关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对官员的履职表现作出准确评价,判定哪些官员该下?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湖北此番调整28名官员的职务,其中8名官员“向下调整”,依据的是该省去年12月出台的《湖北省省管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管理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出台后,今年1月6日,652名从各地各单位抽调的业务骨干组成了62个考核组,对市州、省直单位、省属企业高校的相关负责人,进行2015年度履职尽责考核。考核形式以查阅资料、个别访谈、实地查核(专家评审)、群众评议等为主。谈话在其中占有重要比例,考核某位副职官员时,有谈话对象举例说,“为解决一个小区物业纠纷,这位领导跑了40多趟,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考核组以此为切入点,向多名谈话人了解情况,掌握了这名干部的优缺点,提出了调整工作分工的建议。实地查核(专家评审)也是重要考核方式。以某地市去年修建的市民休闲广场为例,考核组比对当地GDP、财政收入和广场投资额,判断该市该不该修建这样一个广场?是否超过了该市的实际承受能力?怎样避免“向下官员”复出反弹?怎样实现官员“真下”,避免走形式走过场?这也是《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后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了昨日的湖北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管理推进会,谈到如何实现官员“真下”时措辞严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李鸿忠表示,当前,湖北也存在为官不为的“四类先生”:一是“两不先生”,政治上不强,也不踩“红线”。二是“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不会乐器只会佯装比划,但一较真就有问题。三是“撞钟先生”,懒政、惰政、怠政,不勤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四是“好好先生”,不敢担当,不敢得罪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什么都好,就是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关键要勇于担当,敢抓敢管。要落实“真下”,让“为官不为者不能为官”,让“不干事者出局”,让“不为者无位”。■ 链接十余省份出台“能上能下”实施细则新京报统计,湖北是去年7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出台后,首个官员“向下调整”的省份。除了湖北之外,甘肃、浙江、青海、宁夏、安徽、河北、北京、四川、天津、新疆、山西、云南、广西、吉林、福建等10余省份,则出台了“能上能下”实施细则。中办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规定了官员不适宜担任现职的10种情形。上述十余省份出台的实施细则,则在10种情形基础上有所扩容。例如北京、宁夏规定,官员违规经商要被调整;河北规定,官员“妄议中央、损害党和国家形象,或者投机钻营、拉帮结派、闹不团结的”会被调整,连续两年未完成PM2.5年度指标、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的,可被免职或降职。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新闻网4月12日“爆料”称,福克斯新闻网独家获得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军队已在南海永兴岛上部署了新的战斗机,并强化了中国在该岛上部署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有意思的是,美国媒体公布这条消息的时机,恰恰选择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即将访问菲律宾之际。报道评论称,预计中国近期在该地区的“挑衅”行为,将成为美菲此次会谈的讨论内容之一。据报道,国际高清地球图像提供商“以色列图像卫星国际公司”在4月7日拍摄的、并由美国国防部官员4月12日确认的卫星图像显示,两架中国歼-11战斗机已降落在永兴岛。这种被五角大楼称为“侧卫”的战机于1998年首次服役,是俄罗斯苏-27战机的改良版,可与美国F-15“鹰”式战斗机或者美国海军F/A-18“大黄蜂”相提并论。报道称,永兴岛是中国西沙群岛的最大岛屿,1990年代初,中国在此建设第一条飞机跑道,它位于中国海南岛一个主要的潜艇基地东南方向250英里处。此外,卫星图像还显示永兴岛上最新安装了一个雷达火力控制系统,这将使2月份被发现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可以全面运作。今年2月,“以色列图像卫星国际公司”曾发现中国在该岛部署“红旗-9”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美国军方担忧,新的雷达系统使得中国可以追踪美国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的行踪。这个图像还显示中国在永兴岛东部的8枚地对空飞弹已经有4枚可以发射。事实上,美国媒体与美政府及一些美国军方官员一样,一直热衷炒作所谓的中国在南海“军事化”活动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年2月份在回应有关问题时曾指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方有权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在有关岛礁上进行的建设主要出于民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有限的防卫设施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一个主权国家的自卫权,与军事化无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完全正当合法。美方应该正确看待此事,不要蓄意炒作或借题发挥。【环球时报综合报道】肯尼亚将涉嫌在大陆诈骗的几十名台湾人遣送大陆,这在台湾岛内连日来引发喧嚣。 该案案情整体尚未完全清晰,目前的基本事实是,肯尼亚警方因在首都内罗毕调查一桩华人命案查出77名华人涉嫌电信诈骗,其中有28名台湾人,今年4月5日法庭首批判决后要求23名台湾人限时离境。台湾许多政治人士和媒体死死咬住肯尼亚已判这些人无罪,指责大陆“强行掳人”。 11日上午,马英九指示行政部门立即将政府立场对外清楚说明;下午亲自主持两岸与国际小组会议。《中华时报》称,马英九裁示陆委会持续与陆方沟通,并要求陆方尽速放人,还称,“陆方强行带走我国国民、未事先通知我方,有违程序正义,政府已向陆方严正抗议”。 台“法务部”官员12日表示,肯尼亚此次判决没涉及“诈骗罪”,而将那些嫌疑人遣送大陆接受调查也符合国际通则,但这种声音被淹没在媒体和政客民粹主义的歇斯底里情绪之中。 由于岛内政权交替、“5 20”临近,岛内多股势力蠢蠢欲动,有关两岸的任何风吹草动很容易被放大、利用。12日,台“财政部”称,由于担心“被矮化”,台拒绝加入亚投行。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 萧师言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崔杰通】赌博百家乐经验中新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 应妮)从去年9月北京故宫(微博)“石渠宝笈特展”的人头攒动大排长龙,到今年3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屡屡预约爆满,文物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日趋凸显。在12日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将进一步发挥文物资源的独特作用,启动“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据统计,目前中国已有4510家博物馆,其中免费开放博物馆总数达到3717个。“十二五”时期,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15个省份150余家博物馆开展完善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全国博物馆年均举办陈列展览总数达到2.6万个,年均接待观众总数增至7.2亿人次。刘玉珠指出,“十三五”时期要以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为重点,自觉主动把文物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他表示,在进一步发挥文物资源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的独特作用的同时,将启动“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支持的方式,鼓励扶持文博单位和各类市场主体,开发更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促进文化消费。进一步促进文博创意产业发展,完善支持企事业单位、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打造文博创意品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文化消费品质方面实现新突破。此外,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的建设,国家文物局还将加大传统村落、特色村镇的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护力度,大运河、云南哈尼梯田、浙江松阳传统村落等文物资源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色名片”。刘玉珠说,“目前,首批51个国保省保集中成片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全面开工,第二批100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已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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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京华时报讯(记者文静)昨天,农业部召开发布会,权威回应转基因领域几大焦点问题。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表示,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从生产和消费实践看,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在发布会上表示,近期,网上传播的转基因识别指南里面很多东西没有科学依据,基本上都是随意编造。吴孔明说,在我们国家随着转基因这一块的应用,出现了非常多的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东西,有的也可能成为谣言。比如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会导致癌症,转基因玉米导致广西大学生精子活力下降,转基因食品导致不育,欧美人不吃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马铃薯致实验大鼠中毒,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减少、母猪流产,转基因正成为超过原子弹的杀伤武器。有很多这样和那样的,我们准确地说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科学的说法。其实是谣言,这些都是毫无事实依据,也被科学界一一否定。此外,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也明确提到,通过安全评价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并给出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路线图。他说,首先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安全评价和安全管理,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其次是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和食用的路线图,要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然后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接着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第三充分考虑产业的需求,重点解决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比如抗病、抗虫、节水抗旱、高产优质等瓶颈问题。□焦点1转基因作物不能从外形判断近期网络上转发过一篇“转基因识别指南”涉及到粮油蔬菜水果数十种,对此,吴孔明表示,任何一种农作物从它的自然分布的遗传多样性而言,各种各样的品种都有,但是它是自然存在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见过,就把它编成所谓的“转基因的鉴别方法”,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吴孔明表示,转基因产品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自己种植和生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只批准转基因抗虫的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的番木瓜两个农作物商业化应用。另外一类是我们从国外进口的,目前我国进口的转基因食品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纤维)。因此,目前在我国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的相关产品,就是我们批准种植的和批准进口的这几个作物,其他是没有的。网上传播的小麦、水稻和番茄、大蒜、洋葱、紫薯、土豆、彩椒、胡萝卜等,其实都不是转基因品种。转基因不是从外形判断的,只能基因鉴别。有人说一些西红柿形态发生变化,但不能就此判定为转基因。□焦点2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廖西元介绍,转基因技术产生以来,为保障转基因产品安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制定了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成为全球公认的评价准则。依照这些评价准则,各国制定了相应的评价规范和标准。从科学研究上讲,众多国际专业机构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权威结论,就是通过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从生产和消费实践看,20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累计种植近300亿亩,至今未发现被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因此,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焦点3不存在所谓转基因滥种现象由于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较好,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户违规种植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现象。例如,有媒体曝光湖北、黑龙江、辽宁局地曾发现违规种植转基因水稻、大豆和玉米。这一现象是否在蔓延?“农业部严肃查处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确实存在违法零星种植的情况。”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表示,湖北省农业厅已经联合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铲除了非法种植的水稻田块,近年来农业部组织的例行监测中,湖北基本没有发现种植转基因水稻;黑龙江省农委全面排查,未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辽宁省农委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公开了3起已经结案的转基因玉米种子违法案件。2015年,新疆、甘肃还销毁了玉米制种田1000多亩,海南铲除违规转基因玉米100多亩,所涉转基因材料全部销毁。“农业部将建立督查、约谈、问责、报告制度,将各省份监管工作纳入农业部延伸绩效考核,同时加大案件曝光力度,对结案的违法案件要求各省份农业部门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对重点案件适时通报查处进展,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举报。”廖西元说。□焦点4全球大豆贸易主要是转基因大豆根据农业部的公开信息,去年中国进口了8169万吨大豆,大部分为转基因。廖西元表示,目前我国进口大豆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饲料豆粕,二是食用豆油。以食用豆油为例,在十几亿人食用油用量增加的背景下,进口大豆是必须的、难免的。“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为95%,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主要是转基因大豆。”廖西元说。廖西元还表示,转基因大豆是安全的,经过国内外的安全审批。“凡申请我国进口安全证书,必须满足四个前置条件:一是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已经允许作为相应用途并投放市场;二是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经过科学实验证明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无害;三是经过我国认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检验机构检测,确认对人类、动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不存在风险;四是有相应的用途安全管制措施,批准进口安全证书后,进口与否,进口多少,由市场决定。”针对今后国产大豆发展重点,廖西元介绍,目前国内没有转基因大豆成熟品种,也没有批准国内的转基因大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近期国产大豆主要发展非转基因品种。□焦点5转基因路线图口粮作物后置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廖西元表示,“我国将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和食用的路线图,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国转基因产业将实行以经济作物和原料作物为主的产业化战略,加强棉花、玉米品种研发力度,推进新型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重大产品的产业化进程。此外,还将以口粮作物为主进行技术储备,保持抗虫水稻、抗旱小麦等粮食作物转基因品种的研发力度,保持转基因水稻新品种研发的国际领先地位。轿车,被曝就是陈川平所送。【环球网综合报道】美国福克斯我国养殖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现状,导致养殖场户在出栏动物时不主动报检,逃避检疫、拒绝接受检疫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加之基层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原始落后,制度设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成不变,使动物检疫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当今社会发展与民众要求相距甚远。 现将当前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综述如下,望能引起重视。 问题一:生产方式落后,质量难以控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小农经济道路,从业门槛低,产业规模小,众多农民以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为主,加之生产方式落后,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管理粗放,较为原始,导致生产效率不高,质量难以控制。近年来,虽然规模化比重有了一定提升,但在广大农村,目前养殖业仍然处于小规模、低水平、无标准的状态,实施有效监管存在很大难度。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仅靠监管不行。要从生产源头提升质量,当前必须增强人们的检疫意识和法制观念,强化生产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提升主动报检率。 问题二:提前报检制度得不到执行,使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只好被动出证 长期以来,由于产销脱节,大多数养殖者不能够提前决定出栏时间,一般都是中间交易商到场临时定了价格后才能现卖现报,这样检疫员到场时往往生猪已经装车,因活体动物受称重、应激反应等影响,按规定装车后不检疫,让畜主或货主将动物卸车也不现实,况且因此发生纠纷后又面临赔偿问题,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由于提前报检制度不能得到执行,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但为了方便群众,避免发生纠纷,在保证动物临床检查健康的情况下,只好被动出证、不符合程序出证(事实上是不出不行)。 问题三:畜禽标识与动物分离,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使追溯制失去实际意义 按照农业部发布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畜禽标识,并按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1)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30天内离开饲养地的,在离开饲养地前加施畜禽标识;(2)猪、牛、羊在左耳中部加施畜禽标识,需要再次加施畜禽标识的,在右耳中部加施。但目前有些地方实行的是标识由乡镇站所保存,出栏时再去戴标。由于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大部分根本不记录),其养殖信息的连续性、完整性、真实性存疑,且又不能执行提前报检制度,往往是现卖现报,检疫员只能在车上打标,这样动物的来源地存在隐患,究竟此猪是此猪还是彼猪,检疫员仅凭肉眼很难识别。因此,应强化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在第一次免疫时就佩戴耳标,以后按照耳标补免,既可以防止漏免情况发生,又能够保证标畜不分离,买卖、出栏时标随畜走。在实施检疫时,通过查验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没有标识和养殖档案的说明来源有问题,不得出具检疫证,从源头上保障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 问题四: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落后,使检疫质量难以保证 近年来,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效应,也伴生许多问题,如污染加重,环境恶化,病毒的变异以及疫病发生的多样化、混感化、隐蔽化和疾病诊断的复杂化等,使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但目前基层检疫人员基本上还是靠着“一支体温计、一把检疫刀”进行一般性的常规检查,对潜伏期的疫病难以发现,如对非法添加物和药物残留的现场检测,仅有部分“瘦肉精”的试纸,准确程度相对较差,漏检率较高。检疫人员仅凭肉眼观察实施临床检查、查看养殖档案后(况且,大部分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甚至根本不去记录),不经实验室检查检验就随即出具保证畜禽及其产品健康合格、质量安全的具有法律责任的检疫证明,显然是草率的。 问题五:基层监管力量非常薄弱,亟待调整、整合监管体制,进一步强化生产源头监管 近年来,虽“强化源头监管与全程追溯,对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已成政府与社会共识,但有关部门目前仍将监管重心放在“事”后监管和市场监管方面,生产源头监管力量始终十分薄弱,这就造成了追溯制的形同虚设和生产过程监管的力不从心。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阵风过后,情况又返回原点。 综观机构设置,由于将大部分的人员编制、技术力量及经费投入放在县级以上,而县级以上大多从事的是形式监管,结果是投入巨大,作用有限。而真正在县(区)以下的乡镇、村、场等基层生产一线直接从事监管的人员力量、技术装备、经费投入等非常有限,与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生产环节多、产业链条长、监管对象众多而又隐蔽性强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以基层乡镇站所现有的人力、物力将很难监管到位。 比如,现在的乡镇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动物卫生监督站以及原来的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大部分也就三四个编制,本身人员就不足,平时还得占用很大精力应付上级各种会议和部门繁多的检查汇报、上报表格,导致深入基层生产一线有效工作的人员力量及时间更为不足。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对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力量,抓住初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这个“牛鼻子”。 建议政府进一步调整监管体制,在人员编制、技术力量、检测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镇)、村(场)三级监管体系,强化乡、村、场等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建议将基层乡镇一级的农业、畜牧、食药、工商质监等监管机构进行整合,综合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及相应的监管检测装备,这样既可充实力量,有效利用资源,避免出现“牌子虽多、无人干事”的窘况,又可克服以前县级以上监管体制存在的“九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避免发生“监管重叠、相互扯皮”的现象。 同时,要落实相应政策,提高待遇水平,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应按规定真正为每个行政村配备1名村级防疫员,使其协助兽医做好免疫注射、出栏报检、疫情报告、日常巡查等相关基础性工作,确保养殖生产中兽药、饲料添加剂的合理使用,从而杜绝非法添加,严格监管残留问题。 只有将各项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破解食品安全源头困局,这对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京华时报讯(记者文静)昨天,农业部召开发布会,权威回应转基因领域几大焦点问题。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表示,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从生产和消费实践看,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在发布会上表示,近期,网上传播的转基因识别指南里面很多东西没有科学依据,基本上都是随意编造。吴孔明说,在我们国家随着转基因这一块的应用,出现了非常多的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东西,有的也可能成为谣言。比如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会导致癌症,转基因玉米导致广西大学生精子活力下降,转基因食品导致不育,欧美人不吃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马铃薯致实验大鼠中毒,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减少、母猪流产,转基因正成为超过原子弹的杀伤武器。有很多这样和那样的,我们准确地说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科学的说法。其实是谣言,这些都是毫无事实依据,也被科学界一一否定。此外,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也明确提到,通过安全评价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并给出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路线图。他说,首先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安全评价和安全管理,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其次是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和食用的路线图,要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然后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接着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第三充分考虑产业的需求,重点解决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比如抗病、抗虫、节水抗旱、高产优质等瓶颈问题。□焦点1转基因作物不能从外形判断近期网络上转发过一篇“转基因识别指南”涉及到粮油蔬菜水果数十种,对此,吴孔明表示,任何一种农作物从它的自然分布的遗传多样性而言,各种各样的品种都有,但是它是自然存在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见过,就把它编成所谓的“转基因的鉴别方法”,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吴孔明表示,转基因产品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自己种植和生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只批准转基因抗虫的棉花和转基因抗病毒的番木瓜两个农作物商业化应用。另外一类是我们从国外进口的,目前我国进口的转基因食品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纤维)。因此,目前在我国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的相关产品,就是我们批准种植的和批准进口的这几个作物,其他是没有的。网上传播的小麦、水稻和番茄、大蒜、洋葱、紫薯、土豆、彩椒、胡萝卜等,其实都不是转基因品种。转基因不是从外形判断的,只能基因鉴别。有人说一些西红柿形态发生变化,但不能就此判定为转基因。□焦点2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廖西元介绍,转基因技术产生以来,为保障转基因产品安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制定了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成为全球公认的评价准则。依照这些评价准则,各国制定了相应的评价规范和标准。从科学研究上讲,众多国际专业机构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权威结论,就是通过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从生产和消费实践看,20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累计种植近300亿亩,至今未发现被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因此,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焦点3不存在所谓转基因滥种现象由于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较好,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户违规种植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现象。例如,有媒体曝光湖北、黑龙江、辽宁局地曾发现违规种植转基因水稻、大豆和玉米。这一现象是否在蔓延?“农业部严肃查处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行为,不存在所谓的滥种现象,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确实存在违法零星种植的情况。”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表示,湖北省农业厅已经联合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铲除了非法种植的水稻田块,近年来农业部组织的例行监测中,湖北基本没有发现种植转基因水稻;黑龙江省农委全面排查,未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辽宁省农委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公开了3起已经结案的转基因玉米种子违法案件。2015年,新疆、甘肃还销毁了玉米制种田1000多亩,海南铲除违规转基因玉米100多亩,所涉转基因材料全部销毁。“农业部将建立督查、约谈、问责、报告制度,将各省份监管工作纳入农业部延伸绩效考核,同时加大案件曝光力度,对结案的违法案件要求各省份农业部门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对重点案件适时通报查处进展,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举报。”廖西元说。□焦点4全球大豆贸易主要是转基因大豆根据农业部的公开信息,去年中国进口了8169万吨大豆,大部分为转基因。廖西元表示,目前我国进口大豆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饲料豆粕,二是食用豆油。以食用豆油为例,在十几亿人食用油用量增加的背景下,进口大豆是必须的、难免的。“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为95%,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主要是转基因大豆。”廖西元说。廖西元还表示,转基因大豆是安全的,经过国内外的安全审批。“凡申请我国进口安全证书,必须满足四个前置条件:一是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已经允许作为相应用途并投放市场;二是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经过科学实验证明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无害;三是经过我国认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检验机构检测,确认对人类、动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不存在风险;四是有相应的用途安全管制措施,批准进口安全证书后,进口与否,进口多少,由市场决定。”针对今后国产大豆发展重点,廖西元介绍,目前国内没有转基因大豆成熟品种,也没有批准国内的转基因大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近期国产大豆主要发展非转基因品种。□焦点5转基因路线图口粮作物后置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廖西元表示,“我国将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和食用的路线图,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国转基因产业将实行以经济作物和原料作物为主的产业化战略,加强棉花、玉米品种研发力度,推进新型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重大产品的产业化进程。此外,还将以口粮作物为主进行技术储备,保持抗虫水稻、抗旱小麦等粮食作物转基因品种的研发力度,保持转基因水稻新品种研发的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养殖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现状,导致养殖场户在出栏动物时不主动报检,逃避检疫、拒绝接受检疫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加之基层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原始落后,制度设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成不变,使动物检疫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当今社会发展与民众要求相距甚远。 现将当前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综述如下,望能引起重视。 问题一:生产方式落后,质量难以控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小农经济道路,从业门槛低,产业规模小,众多农民以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为主,加之生产方式落后,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管理粗放,较为原始,导致生产效率不高,质量难以控制。近年来,虽然规模化比重有了一定提升,但在广大农村,目前养殖业仍然处于小规模、低水平、无标准的状态,实施有效监管存在很大难度。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仅靠监管不行。要从生产源头提升质量,当前必须增强人们的检疫意识和法制观念,强化生产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提升主动报检率。 问题二:提前报检制度得不到执行,使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只好被动出证 长期以来,由于产销脱节,大多数养殖者不能够提前决定出栏时间,一般都是中间交易商到场临时定了价格后才能现卖现报,这样检疫员到场时往往生猪已经装车,因活体动物受称重、应激反应等影响,按规定装车后不检疫,让畜主或货主将动物卸车也不现实,况且因此发生纠纷后又面临赔偿问题,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由于提前报检制度不能得到执行,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但为了方便群众,避免发生纠纷,在保证动物临床检查健康的情况下,只好被动出证、不符合程序出证(事实上是不出不行)。 问题三:畜禽标识与动物分离,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使追溯制失去实际意义 按照农业部发布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畜禽标识,并按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1)新出生畜禽,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30天内离开饲养地的,在离开饲养地前加施畜禽标识;(2)猪、牛、羊在左耳中部加施畜禽标识,需要再次加施畜禽标识的,在右耳中部加施。但目前有些地方实行的是标识由乡镇站所保存,出栏时再去戴标。由于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大部分根本不记录),其养殖信息的连续性、完整性、真实性存疑,且又不能执行提前报检制度,往往是现卖现报,检疫员只能在车上打标,这样动物的来源地存在隐患,究竟此猪是此猪还是彼猪,检疫员仅凭肉眼很难识别。因此,应强化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在第一次免疫时就佩戴耳标,以后按照耳标补免,既可以防止漏免情况发生,又能够保证标畜不分离,买卖、出栏时标随畜走。在实施检疫时,通过查验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没有标识和养殖档案的说明来源有问题,不得出具检疫证,从源头上保障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 问题四:检疫设备不完善,检疫手段落后,使检疫质量难以保证 近年来,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效应,也伴生许多问题,如污染加重,环境恶化,病毒的变异以及疫病发生的多样化、混感化、隐蔽化和疾病诊断的复杂化等,使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但目前基层检疫人员基本上还是靠着“一支体温计、一把检疫刀”进行一般性的常规检查,对潜伏期的疫病难以发现,如对非法添加物和药物残留的现场检测,仅有部分“瘦肉精”的试纸,准确程度相对较差,漏检率较高。检疫人员仅凭肉眼观察实施临床检查、查看养殖档案后(况且,大部分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甚至根本不去记录),不经实验室检查检验就随即出具保证畜禽及其产品健康合格、质量安全的具有法律责任的检疫证明,显然是草率的。 问题五:基层监管力量非常薄弱,亟待调整、整合监管体制,进一步强化生产源头监管 近年来,虽“强化源头监管与全程追溯,对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已成政府与社会共识,但有关部门目前仍将监管重心放在“事”后监管和市场监管方面,生产源头监管力量始终十分薄弱,这就造成了追溯制的形同虚设和生产过程监管的力不从心。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阵风过后,情况又返回原点。 综观机构设置,由于将大部分的人员编制、技术力量及经费投入放在县级以上,而县级以上大多从事的是形式监管,结果是投入巨大,作用有限。而真正在县(区)以下的乡镇、村、场等基层生产一线直接从事监管的人员力量、技术装备、经费投入等非常有限,与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生产环节多、产业链条长、监管对象众多而又隐蔽性强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以基层乡镇站所现有的人力、物力将很难监管到位。 比如,现在的乡镇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动物卫生监督站以及原来的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大部分也就三四个编制,本身人员就不足,平时还得占用很大精力应付上级各种会议和部门繁多的检查汇报、上报表格,导致深入基层生产一线有效工作的人员力量及时间更为不足。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对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力量,抓住初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这个“牛鼻子”。 建议政府进一步调整监管体制,在人员编制、技术力量、检测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镇)、村(场)三级监管体系,强化乡、村、场等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建议将基层乡镇一级的农业、畜牧、食药、工商质监等监管机构进行整合,综合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及相应的监管检测装备,这样既可充实力量,有效利用资源,避免出现“牌子虽多、无人干事”的窘况,又可克服以前县级以上监管体制存在的“九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避免发生“监管重叠、相互扯皮”的现象。 同时,要落实相应政策,提高待遇水平,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应按规定真正为每个行政村配备1名村级防疫员,使其协助兽医做好免疫注射、出栏报检、疫情报告、日常巡查等相关基础性工作,确保养殖生产中兽药、饲料添加剂的合理使用,从而杜绝非法添加,严格监管残留问题。 只有将各项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破解食品安全源头困局,这对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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